“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发展现状研究

2017-11-14 03:07 张瑞芳  世界教育信息  2017年20期

摘 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引入海外分校，是其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重要体现。文章从地理分布、专业设置、办学层次、建校模式、教学语言五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在运营的132所境内海外分校的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一带一路”；境内海外分校；现状及特征；发展趋势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境内海外分校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也是国际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作出的积极应对，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其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满足不了国内教育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引进海外分校来丰富国内高等教育的供给，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能力，从而促使本国向知识型经济发展转型。而且，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开放，提供各种条件吸引国际知名高校前来办学。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展市场。

目前，学术界对海外分校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比较权威且有代表性的是由两个专门研究海外分校的组织——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亚分校跨境教育研究小组（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C-BERT）和英国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OBHE）对其所下的定义。前者认为，“海外分校”（branch campus）指“至少部分上是由国外教育机构所拥有的实体；以国外教育机构的名义经营；从事面对面的教学活动；提供完整的学术项目，在完成后获得由国外教育机构颁发的证书”[1]。后者则将海外分校界定为：一所高校的离岸实体，以外国高校的名义由主办高校独立运营或与他方合作经营（一些国家要求外国高校与本土高校合作），在成功修完学业要求的基础上，这些完全在该实体学习的学生可以获得主校所颁发的学位[2]。据此，本文中的“高等学校海外分校”是指：由A国本土已经成立的高校（下文简称母体高校）在B国建立一个分支校园，以此向B国或B国以外的学生提供课程（包含一定比例的面授课程），并在学生达到A国母体高校制定的学业标准后，授予A国母体高校学位的办学机构。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①所引入的且正在运营中的132所境内海外分校。

一、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地理位置：母体高校所在地以欧美为主，分校建设所在地以东南亚、中东和东亚为主

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9个国家中，共有44个国家引入了共162所海外分校[3]。其中，从建设状态来看，正在运营的有132 所，筹建中的有7所，已经关闭的有23 所；从地理分布来看，亚洲有145所（西亚71所、东南亚40所、东亚15所、中亚13所、南亚6所），欧洲有10所（东欧8所、北欧2所），非洲有6所（南非共和国有5所、埃及有1所），大洋洲有1所。[4]

具体而言，其一，所在国中的境内分校数量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阿联酋（32所）、马来西亚（12所）、新加坡（12所）、卡塔尔（11所）和中国（9所）（见图1）[5]。其二，在运营的132 所境内海外分校的母体高校所在国中，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28所）、俄罗斯（22所）、英国（19所）、澳大利亚（13所）、印度（6所）[6]。其三，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9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在境外建立了58所海外分校。其中，排在前四位的国家分别是俄罗斯（22所）、印度（6所）、马来西亚（4所）、中国（4所）。[7]

从地理位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建设地主要集中在中东、东南亚、东亚等地区，其母体高校所在国主要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欧美国家，及沿线的俄罗斯、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主。究其原因，可以从上述境内海外分校的主要建设地和母体高校所在国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主要建设地。由于中东、东南亚、东亚等地区的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向知识型社会发展转型的困境，急需引进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为其提供智力支持，以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助推国内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提高本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因此，這些地区通过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提供资金和设备支持等措施，吸引国际知名高校前来建立海外分校。例如，为将自身打造成“地区教育中心”（Regional Education Center），新加坡于1988年提出的“10所顶尖大学计划”（TOP 10 Universitie）；迪拜的知识村（Dubai Knowledge Village，DKV）；卡塔尔的教育城（Educational City）；韩国的仁川经济自由区（Incheon Free Economic Zone）等。另一方面是主要母体高校所在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欧美国家以及俄罗斯、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通过在（其他）沿线国家建立海外分校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弥补国内高等教育的财政不足的状况；并通过海外分校这一桥梁，与（其他）沿线国家的师生进行交流与学习，以进一步提升本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和母体高校的国际知名度等。

（二）专业设置：以经济、管理和电子信息等实用性专业为主

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境内海外分校设置的专业以经济类（47%）、电子信息类（43.9%）、生物医药及工程类（29.5%）、管理类（29.3%）等专业为主，相对而言，文化教育类（13.6%）、法律宗教类（8.3%）和政治类（8.3%）等专业较少（见表1）。由于沿线的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向知识经济型、服务经济型社会转变的挑战，因此，境内海外分校所设置的学科专业，明显体现出服务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

在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所开设的专业中，经济类和管理类较多，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专业成本低、回报率高且具有较高的实用性，能够培养急需的技能型人才，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例如，因中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丰富，需要先进的开采技术，因此，俄罗斯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开设了俄罗斯国立石油天然气大学塔什干分校，并设有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和钻井技术等专业，从而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应用的需求[8]；自1997年新加坡政府提出“向高新技术经济、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后，1988年就成功引进了8所世界顶尖大学在新加坡开办海外分校，且其学科专业基本以经贸管理类为主，有的甚至直接以这些专业名称来为分校命名，如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建立的亚太物流学院、美国宾西法尼亚沃顿商学院参与创办的新加坡管理大学等[9]。然而，与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相比，文化教育类、法律、宗教类，政治类等与人文学科相关的专业则比较少，其原因可能是这些专业实用性较弱且见效周期较长，加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校并不缺乏此类较为传统的专业，因此与实用技能型专业相比，前者所占的比例较少。

（三）办学层次：以学历教育为主，兼顾非学历教育

就办学层次的整体状况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内海外分校以学历教育为主（81.8%），兼顾非学历教育（5.3%）（见表2）。这说明沿线国家比较重视培养创新型的高层次人才，以促进其转向知识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同时，兼顾非学历教育也有助于满足当地对技能型专业人才的需求。

具体而言，既提供本科生教育又提供研究生教育的有58所境内海外分校，占44%。这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较大，本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希望通过引进海外分校为本国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也表明沿线国家更注重人才培养的连续性，既注重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也注重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相比较而言，只提供本科教育（22.0%）或只提供研究生教育（5.3%）的境内海外分校较少。其原因可能是部分沿线国家亟需技能型人才，其所引入的海外分校就会专注于本科教育，如新加坡管理学院马来西亚分校、莫斯科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分校等；相应地，可能部分国家亟需研究型人才，其引入的海外分校就会专注于研究生教育，如伦敦商学院迪拜分校只提供商业管理专业的硕士生教育。

（四）建校模式：外部投资模式为主，兼顾提供设施模式和母体高校独资模式

英国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学者莱恩·维比克（Line Verbik）和卡里·默克里（Cari Merkley）根据资金来源和管理模式的状况，将海外分校的建校模式分为母体高校独资模式（self-funded）、外部投资模式（in receipt of external funding）和输入国提供设施模式（through provided facilities）。其中外部投资模式又分为两种——分校接受东道国政府提供的项目资金资助和分校接受来自东道国个体和私人集团的资助[10]。就目前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建校模式的整体概况而言，外部投资模式占66.7%，输入国提供设施和资金支持模式占23.5%，母体高校独资模式占5.3%（见表3）。这说明，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建校模式以外部投资模式为主，兼顾提供设施模式和母体高校独资模式。

不同建校模式下的海外分校，其特点也不尽相同。第一，在沿线国家所运营的132所海外分校中，有7所分校属于母体高校独资模式。一般而言，为加强对分校办学质量的有效控制，该模式下的母体高校在分校中的办学规模较小，但投资金额大、风险高，其专业课程也多设置为风险性低、回报率大的专业。例如，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在南非的分校和墨尔本皇家科技学院在越南的分校都是由母体高校独资设立的[11]。第二，有88所境内海外分校属于外部投资模式。该模式下的海外分校由输出国和输入国共同承担风险，故其风险相对较低。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爾士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接受来自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6亿美元的资助，其还向澳大利亚政府借贷了8.5亿美元[12]；斯威本科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由沙捞越政府（Sarawak）出资75%，母体高校出资25%联合举办[13]；英国诺丁汉大学与中国的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建立宁波诺丁汉大学，其接受来自浙江省政府0.6亿美元和宁波市政府1.25亿美元的资助[14]；且宁波诺丁汉大学与马来西亚当地的两个公司又合作建立了一个海外分校，其中宁波诺丁汉大学占25%的股份[15]。第三，有31所海外分校属于输入国提供办学设施和资金支持的模式。该模式利用当地政府或当地公司提供的教育设施设备等吸引国外知名大学前来建立分校。其特点是，前期投资小，风险性较低，但不利于教育输出国对学校运营的有效监管，同时也存在租金上涨的问题。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境内海外分校主要在阿联酋和卡塔尔，由于这两个国家经济发展良好，能够为境内海外分校提供所需的设施、资金支持等，如迪拜知识村和卡塔尔教育城。

（五）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兼顾分校所在国的语言

总体而言，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75%），同时也有以英语与分校所在国的母语交替使用作为教学语言（9.1%）的境内海外分校。

具体而言，在沿线国家所运营的132所境内海外分校中，有99所海外分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20所海外分校的教学语言是俄语，占15.2%；12所海外分校的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兼顾分校所在国的母语；1所海外分校的教学语言是汉语，占0.8%，即2011年北京语言大学在泰国建立的易三仓大学。[16]

以上数据表明，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教学语言以英语为主。这说明，以英语为母语的欧美国家在海外建设分校的建设中具有语言优势，这也是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母体高校主要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原因之一。部分母体高校在考虑沿线国家所普遍使用的教学语言的同时，也想通过在沿线国家建立海外分校这一途径来传播本民族的文化，故而以本国语言和英语共同作为教学语言。例如，法国在新加坡建立的高等经济商业学院亚太校区就使用英语和法语共同作为教学语言，伊朗在也门所建立的伊斯兰阿萨德大学-黎巴嫩校区将阿拉伯语、法语、英语共同作为教学语言。部分母体高校为了更好地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沿线国家所建立的海外分校中仅使用本国语言，如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建立的10所海外分校使用的教学语言均为俄语，中国的北京语言大学在泰国所建立的易三仓大学使用的教学语言为汉语。

二、沿线国家境内海外分校的发展趋势

（一）新的高等教育枢纽建设的重要策略：境内海外分校

国际高等教育学者简·奈特（Jane Knight）认为，教育枢纽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通过战略规划促使本地与国际各教育活动主体（学生、学者、大学、研究中心等）及利益相关者（工商业组织、政府、非营利机构等）汇聚在一起，为实现各自的目标和该地的总体利益而从事教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的地方[17]。其目的是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从而实现当地向知识型经济发展的转型[18]。奈特将教育枢纽分为三种类型，即学生枢纽（the student hub）、高技能人才枢纽（the skilled workforce hub）和知识创新枢纽（the knowledge/innovation hub）。

境内海外分校是沿线国家打造教育枢纽的重要策略之一。“一带一路”沿线汇聚了8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枢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阿布扎比、哈伊马角等）、卡塔尔、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巴林、斯里兰卡。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迪拜、阿布扎比、哈伊马角等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教育创新枢纽，其中迪拜和阿布扎比引入的海外分校较多。迪拜通过建立经济自由区（economic free zones）为国际知名高校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条件，以此吸引它们前来建立海外分校，如迪拜知识村、迪拜国际学术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DIAC）、迪拜知识公园（Dubai Knowledge Park，DKP ）、迪拜医疗保健城（Dubai Health Care City，DHCC）和迪拜硅谷（Dubai Silicon Oasis）等。阿布扎比通过与国外知名大学签署具体协议来建立境内海外分校，如目前已经与纽约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签署了具体协议，包括建设消费便利设施（custom-built facilities）和提供慷慨的资助金（generous financial inducements）等。卡塔尔则通过建设卡塔尔教育城、卡塔尔科学与技术公园（Qat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QSTP）和研究项目（Research Initiatives）等吸引国际著名大学前来建立海外分校，希望通过多所海外分校的聚集形成规模效应，从而更有利于教育枢纽的发展。

为吸引国际知名高校前来办学，满足本国学生对高等教育机构供给多样化的需求，马来西亚设有吉隆坡教育城（Kuala Lumpur Education City，KLEC）和经济特区伊斯干达（Iskandar），其中，隆坡教育城又包括双子星塔（Petronas Towers）附近的商业区和临近布城（Putra Jaya）的商业区。新加坡于2002年建立的环球学堂（Global Schoolhouse，GS）旨在发展一个具有活力的高等教育中心，使其成为全球知识创新枢纽。韩国则通过仁川经济区来吸引国际知名高校到松岛全球校区（Songdo Global University Campus）建立海外分校，截至2009年，全球已经有15所国际知名大学在韩国建立海外分校；济州全球教育城（Jeju Global Education City）是韩国新出现的国际教育中心，主要以提供初等教育为主，同时兼顾高等教育。中国香港地区的目标是发展教育服务，将自身打造成为地区教育枢纽，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大陆的经济发展作出补充性的贡献。

斯里兰卡是计划成为教育枢纽（plans to becomes an education hub）的国家之一，由于其面临着国内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挑战，需要各种高技能人才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故早在2011年，宣布通过引进海外分校助其打造教育枢纽。巴林则计划通过引进海外分校成为一个集成性的、先进的科学与学习中心。

（二）私立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海外分校

近年来，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的调查研究表明，私立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19]，其表现之一则是海外分校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明显[20]。境内海外分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新形式，弥补了公立教育的不足，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迪拜、新加坡等国家，这些国家以私立高等教育的形式对海外分校进行规范和管理。马来西亚通过私立教育的监管框架规范境内海外分校。

沿线国家的境内海外分校和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私立（民办）高校适合于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WTO-GATS）这一制度框架下对教育服务事业的规范，因为这一制度框架下的教育服务事业属于私立（民办）高校的经营范围，民办高校的跨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同样具有非公益性的性质和特征，即交易主体的私法性、交易客体的商品性以及交易利益的商业性等。[21]

马来西亚跨国高等教育始于1995年，“把所有的跨国高等教育项目归属于私立学校中，以营利性、经营性办学机构对待”[22]。1996年，该国颁布的《私立高等教育法》（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Act）允许符合有关条件的外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开设海外分校，最早在此建成的海外分校的是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马来西亚分校[23]。新加坡境内海外分校属于私立院校，新加坡所制定的《私立教育法案》（Private Education Bill）和《私立教育条例》（Ordinance for Private Education）同样适用于境内海外分校，新加坡私立教育协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Private Schools，APSC）、新加坡消費者协会（The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CASE）等质量鉴定机构具有监管境内海外分校的职责。

近年来，随着跨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境内海外分校成为迪拜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一种崭新且重要的形式。经过2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迪拜开始转向建设一个“后石油”时代的国家，故其开始发展知识型经济，亟需各种高精尖人才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迪拜通过人力发展局（Human Development Authority）对境内海外分校进行监管。尽管迪拜最早的境内海外分校是建于1933年的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迪拜校区，但是迪拜的境内海外分校直到诸如迪拜知识村、国际学术城、医疗保健城、硅谷和知识公园这4个自由区建立10年之后才开始获得快速发展。目前，迪拜一半以上的高等院校都是海外分校。截至2010年1月，迪拜的高等教育系统由三所公立联邦大学和47所私立院校组成，这47所私立高等院校中有30所位于4个自由区中，而自由区的高等院校中有25所是境内海外分校[24]。这些境内海外分校为迪拜的外来技术移民的子女提供了适合他们的教育资源。

（三）境内海外分校的母体高校所在国从发达国家为主导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存

2000年至今，随着各国高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以海外分校的形式向沿线的其他国家输出本国的高等教育。总体而言，目前沿线国家的境内海外分校的母体高校所在国由原先以发达国家为主转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存的局面。在沿线国家132所正在运营的境内海外分校中，主要是以美国（28所）、英国（19所）、澳大利亚（13所）等发达国家为主，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如俄罗斯（22所）、印度（6所）、马来西亚（4所）、中国（3所）和新加坡（2所）等。

注释：

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68个，但为了对比出中国建设中外合作大学（中国不叫海外分校，叫中外合作大学）中的相关问题，本文将中国也放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进行相关信息的论述。

②表中所列海外分校是正在運营的海外分校。

③④⑤资料来源：132所母体高校的官方网站及其分校的官方网站。（132所分校的官方网站，网址有132个，无法依次列出，但总的来源是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Dater.Branch Campus.Branch Campus Listing（Updated January 20，2017） [EB/OL].http：//cbert.org/？page_id=34，20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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