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区域国别学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的一级学科，是关于一国对其外部世界学术知识体系的总和。事实上，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只不过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之下分散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世界历史和外国语言文学等众多学科之中。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知识和实践的发展，都要求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单独的一级学科，承担起中国与世界关系相关的知识建构、文化阐释、咨政建言和社会服务功能。从学科内涵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融合多学科资源、致力于自主构建域外知识体系的学问。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底蕴的国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应具有自身特色。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需要借鉴既有的文明主义、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范式，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方法，努力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每个学校都应立足自身优势学科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方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新文科；交叉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长聘教授，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军，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战略意义与学科定位

    刘军：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在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1407，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请问您如何看待此次增设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战略意义？设立区域国别学有着怎样的深层考虑？

　　赵可金：设立区域国别学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贯彻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批示的精神、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既符合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知识逻辑，也符合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逻辑。

　　从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的知识逻辑来看，建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最主要动力是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交叉融合。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知识成长的逻辑越来越从片面强调专业细分向系统整合转变，基于学术工业化（Academic Industry）的知识逻辑也日益向学术生态化（Academic Ecology）的知识逻辑转变。在此背景下，鼓励学科交叉融合、跨界创新，越来越成为知识进步的强大动力。

　　长期以来，大量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学科已经存在，比如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区域学研究，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中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以及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的世界经济等。所有这些相关学科在各自一级学科的框架内都对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进行了很好的探索。然而，在传统学科泾渭分明的框架下，区域国别学的相关学科受到各自一级学科标准、规范和研究布局的限制，不利于知识资源的立体化整合，不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不利于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的知识创新。

　　从知识创新的逻辑出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最主要动力来自在学科建设上的反对“两个霸权”与借助“两个优势”。所谓“两个霸权”，其中一个指的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英语霸权。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一直处于英语语言文学的霸权之下。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域外知识体系构建长期受制于英美世界的视角，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受限。因此，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建立可以为非英语学科、非通用语种视角的知识成长提供学科空间。另一个学科霸权指的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政治学理论霸权。冷战结束后，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十分活跃，形成了一支强劲的域外知识体系力量，但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在学科资源分配方面却一直处于被挤占状态，导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一直在推动将其建设为一级学科，但一直没有成功。区域国别学的成立无疑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促进知识发展的新平台。

　　同时，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还需充分释放“两个优势”。其中，一个是理论经济学优势。理论经济学是一门发展比较成熟的学科，学科容量大且资源丰厚。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有利于迅速壮大区域国别学的阵容，并为区域国别学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支持。第二个优势是史学优势，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研究学术积淀深厚，无论是学科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提供巨大支持。因此，如何发挥两个学科的优势，助力挑战英语语言文学霸权和政治学理论霸权，是今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

　　从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主要服务于中国“走出去”过程中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强调基于实践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攀升，却面临技术上的“卡脖子”和话语上的“哑嗓子”两个问题。因此，中国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各类人才以应对各类挑战，这一切都急需区域国别学的武装。无论是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在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方面，都越来越强调此种实践逻辑，要求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专业建设。

　　近期来看，区域国别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专业设置方面考虑新时期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方向。目前，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一个重大机遇就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经批准设置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与已有学科重点培养学术型人才相比，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更看重培养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的专业型人才，区域国别学在短期内要勇于申请国际事务专业硕士来培养具有国际胜任力的人才。在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还未建设完备的情况下，遵从实践逻辑培养中国国际化战略需要的各类人才，可能是一个增长点，而且也不会对其他学科形成太大的挑战，对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来说是比较有利的选择。

　　刘军：适应中国日益成长为全球性大国的客观需要，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学是大国的标配，只要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到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就必然要求重视区域国别学，必然强调培养国别区域人才的战略意义，不断夯实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学术基础和学科基础。您认为，新设立的区域国别学承担着怎样独特的学科功能？

　　赵可金：区域国别学的确是大国的标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国家不必建设区域国别学。只要作为人类社会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也必然会关心域外世界。要而言之，作为一门域外世界知识建构的学问，区域国别学承担了针对某一特定区域国别生产学术知识和为本国提供咨询建议、塑造政府政策的双重功能。按照服务领域和对象划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知识建构功能。

　　知识建构是区域国别学的首要功能。所谓知识建构，是指人们通过累积相关经验材料，通过一定方法加工整理后，形成内在、本质和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并以此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工具。区域国别学能够帮助人们准确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获取和积累必要的知识，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强大工具。

　　最初，尚未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成为一门学科之前，区域国别学就已经作为一种知识建构的事业在实践中逐步确立。古今中外关于游侠、方士、僧侣、商贾、官员跨境远游、获取新知识和开拓新视野的记载十分丰富。在中国，先秦时期有徐福东渡，汉朝有张骞出使西域，还有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朝历代留下了《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诸蕃志》《岛夷志略》《异域录》《东西洋考》《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大量关于域外知识的文献。还有近代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所有这些文献都构成了中国早期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对中国对外关系史、航海史、民俗学、宗教学和考古学等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在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古代希腊和罗马也都有大量关于异域文化和风土民情的相关记述。尤其是欧洲关于“埃及学”、“东方学”以及“斯拉夫学”等的研究成果，均属于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宝藏。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各自对域外地区的理解，组成了各自的域外知识体系。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苏联热衷于推动区域研究或区域学，依托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起了形式不一且相对独立的学科系所、研究所、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形成了比较研究、国际研究以及区域研究等学科方向，持续推进区域国别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同时，有的区域国别学还提出了若干理论模型，也推动了学科基础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大量新理论，例如学者基于拉丁美洲研究提出的依附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官僚威权主义、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格尔兹的“剧场国家”等。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期间，亚非拉等一批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建立新兴国家，这为区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修正和发展既有理论或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性。一个典型案例是，1953年12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研究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政治，出版的多部政治发展研究系列丛书中很多都成为政治学领域的名著，推动了政治学学科和理论的发展。中国推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首要的是建立自主的域外知识体系，不仅要解决在域外世界知识体系上受制于人的情况，而且也要为人类社会贡献更多的区域国别学知识，这不仅是大国的标志，也是大国的责任。

　　第二，文化阐释功能。

　　文化阐释也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功能。所谓文化阐释，是指将某一区域国别的文化进行重新编码、转译、解释，进而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体系所能理解的形态。文化阐释的根本任务是了解和理解其他区域国别的独特性，包容彼此间的差异。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的区域国别学为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少数族裔研究、族群研究以及一系列文化研究项目奠定了制度基础，大量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了快速发展。区域国别学与文化研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汇集成域外研究的强大力量。

　　近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步入民族国家时代，原本相互隔绝的不同大陆和海洋被连接为一个整体，过去地方性、局部性的多样文化在全球互联互通进程中频繁接触、碰撞。将各自的文化差异在不同区域国别中进行阐释和转译，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区域国别学是一门针对某一特定国别和区域的外部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对话过程。无论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出发，还是走社会科学的路线，区域国别学所做的一切工作在本质上都是致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解释、阐释和转译，进而让存在于某一区域国别的独特文化现象易于被其他国别和地区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学本身就是跨国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国际关系、比较政治、世界经济和比较文化研究等学科都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都属于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

　　第三，咨政建言功能。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咨政建言，是区域国别学的内在使命，也是其承担的重要功能。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真正准确地理解敌人和对手，才能更有机会赢得优势和胜利。区域国别学是经世致用之学，一些国家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区域国别学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无论是美国的区域研究，还是苏联的区域学，都具有服务冷战战略需要的使命，一些从事区域国别学的专家学者，也往往是政府决策会议和领导人决策咨询常来常往的座上宾。

　　当然，区域国别学与政府政策不完全相同。与国家战略和政府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是区域国别学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完全与政府政策研究“卷”在一起，往往会受制于政治考虑或意识形态约束，这会对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形成制约和束缚。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批评美国的区域国别学与美国战略需要和政府决策走得太近，沦为政府“了解对手”的政治考量，甚至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工具。随着冷战的结束，政府对区域国别学的支持力度大大下降，甚至有人认为区域国别学已经过时，这大大削弱了区域国别学的科学性和自身发展能力。近年来，中国国际化进程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区域国别学也提出了新的战略需要，如何平衡知识建构功能和咨政建言功能，是中国区域国别学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四，社会服务功能。

　　除了咨政建言之外，开展对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最初，区域国别学主要为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行为体开始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活跃角色，这些经济和社会行为体在开展国际化经营和参与国际事务时也有大量的咨询服务需求。为它们提供智力支持和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一项重要职能。

　　另外，为经济和社会行为体提供社会服务，也是区域国别学获得支持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20世纪以来，智库，尤其是企业型智库、媒体型智库的兴起，就是区域国别学社会服务职能增强的一个集中体现。为满足企业扩大国际化经营和媒体全球传播的需要，很多从事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人员和团队，通过为企业、媒体和智库服务，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费支持，设立了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题，而且也通过参与国际活动获得了大量田野调查、一手资料和亲身参与实践的机会，这对于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助力。二战以来，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一些机构对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给予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也设立了大量的情报分析和研究团队，依托智库设立了大量区域国别学项目，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经济和社会组织现实需求以及推动区域国别学科专业发展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加快，中国海外资产已超过7万亿美元，每年出入境人数超过1.7亿人次。中国大学、智库、媒体和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同时，通过加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也是区域国别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使命。

    二、学科内涵与中国特色

    刘军：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有着清晰的学科内涵和学科边界。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涉及的学科也非常多，如何整合多学科资源，聚焦学科研究对象，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首要课题。同时，区域国别学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特色，比如欧洲国家的东方学、斯拉夫学、汉学等具有鲜明的人文学科特色，俄罗斯的区域学和美国的区域研究都带有很强的战略考虑。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学科发展之路，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请赵老师再讲讲。

　　赵可金：从学科内涵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融合多学科资源、致力于自主构建域外知识体系的学问，本质上是一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寻根立基之学。置身于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一个国家如何睁眼看世界，正确理解和认识其他文明，历来是一个引发各方争论的话题，而且文明之间的对话、摩擦、冲突甚至对抗，被不少思想家称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区域国别学的学术源头一直可以溯源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人类文明展露曙光的那一刻起，探求区域国别现象就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还是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梨俱吠陀》《政事论》，古代波斯的《治国策》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有大量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论述。区域国别研究在本国人眼里是国学，在他国人眼里就是区域国别学，毋宁说区域国别学是一种对“他者”逻辑的理解与认可。

　　区域国别学受制于跨境交流的程度，即跨境交流越活跃，区域国别学就越具有生命力。千百年来，从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和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到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世界各地的游记，一直到近代以来欧洲各国关于斯拉夫世界的研究、亚洲和非洲的研究，区域国别学聚集在文明和文化的旗帜下百川入海，渐呈大端。二战后，为服务冷战的战略需要，无论是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世界”，还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均掀起了一股服务冷战战略需要的区域国别研究浪潮。它们依托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一大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和课题，大量在战争期间曾服务于作战需要的参谋人员、军事人员以及外围从事外语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加入其中，汇集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庞大团队。

　　尽管区域国别研究在冷战后开始减弱，但总体仍然保持了一定规模。归结起来，所有这些学术努力均围绕着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锁定某一地理、国家/联邦、文化区域，通过开展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语言、地理、文学等相关学科，解释国别与区域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这一研究传统被称为“区域国别学”（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相比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言，区域国别学除了包括文化研究外，还包括了对某一国别区域的族群（移民）、政治经济、地区合作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探寻国别区域的多样性基因和变革之道，寻找理解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内在规律的学理之基，是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逻辑。具体来说，区域国别学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存在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获得政治经济独立和文化自觉，都有其安身立命之本、发展繁荣之基。区域国别学首先要求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基因，理解其背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逻辑。为什么会建立某一特定国家？为什么会形成明确的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其所赖以立足的根基何在？支撑其生命力的源泉来自哪里？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回答区域国别学的基因和生命力问题。区域国别学基因研究是关于特定国家和地区“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学术景观上主要是表现为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重在理解其国别和地区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其背后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生命力的核心。

　　二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内在运行规律是什么？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基因，同时也一直与内外环境进行着物质代谢、信息交流和能量转换，是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在同一时代空间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社会关系不同，这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战略规划和处世之道。为什么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处事之道？为什么某一社会规律在不同地区会发生变异？导致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为不同而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制度景观？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回答区域国别运行规律和变革动力的问题。对于区域国别运行规律和变革动力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国别地区“现在在哪里”的问题，在学术景观上主要呈现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重在理解该国别地区的社会规律和政策走向。

　　三是多样性的国别地区背后是否存在、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世界的统一性？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时刻处于变化之中，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处于互动之中。在互动变化之中，各国的多样性在进行交流对话，相互影响，在推动汇入世界统一性整体的同时，也推动其自身向着某一特定方向演化。因此，这些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特定问题领域中的多样性，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样性的模式背后仍然具有内在统一性，进而回答人类社会不同国家地区走向统一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战略等问题。国别区域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主要关注特定国别和地区“向哪里去”的问题，在学术景观上呈现为形形色色的比较研究和对话研究，重在解释某一国别和地区的文化基因及其前进方向。

　　总之，区域国别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研究的具体实现形式，是一种全面、综合和复合的研究。具体而言，首先，区域国别学是一种全面的研究，既涉及对地理景观和自然规律的研究，也涉及对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的研究，世事洞明皆学问。第二，区域国别学是一种综合的研究，其既要求进行一般性普遍性的理论研究，也要求进行个别性特殊性的经验研究；既要检验人类知识的一般科学规律，也要观照人类精神信仰和思想情感的文化价值观认同，始终在科学性和艺术性之间穿梭。第三，区域国别学还是一种复合的研究，其既支持纯理论的研究，也欢迎实践性、政策性的课题，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自由飞翔的使者。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域外知识体系。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问题，中国对域外知识体系建设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和强烈。这就要求建立强大的区域国别学科，为中国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一大批内知国情、外通世界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仍在成长，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同行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对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了解还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需要一代代人做出崭新的探索和更大的努力。目前，推动建立国别区域研究一级学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统筹下，应注重域外知识体系的学科建设、学术建设、话语建设和教材建设。

　　刘军：目前，关于如何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正在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包括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单位都先后多次举行学术研讨会，《俄罗斯研究》《国际论坛》等期刊也发表了很多很有分量的论文，大家都在讨论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认为中国应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赵可金：环顾世界，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已取得显著成就，成为世界国别区域研究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要求在域外知识建构上“补课”的态度不同，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建设要确立自主创新、开放引领的理念，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合提炼和自成一家的指导方针，认真解决好谁研究、研究谁、如何研究和为谁研究的基本问题，在国别区域研究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发展之路。

　　一是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谁研究，是界定区域国别学的出发点。只有解决了谁研究的定位问题，才能真正站稳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立场。不同的国家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面临来自域外世界的挑战也存在很大不同，这决定了其关注域外知识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与近代以来中学西学的体用之争、改革开放以来的“不争论”不同，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坚持区域国别学作为中国的域外知识体系的定位，明确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是中国人主导的域外知识体系建设。我们要广泛学习世界上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吸收一切国家的域外知识养分，但必须汇入到中国人主导的区域国别学主流之中，推动区域国别学与国学、全球学的对话交流、深度融通，实现域外知识体系与域内知识体系互联互通，将其共同汇入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伟大复兴进程之中。

　　二是坚持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研究谁，是界定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只有解决了研究谁的问题，才能明确区域国别学的攻关重点。当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哪些国家和地区应该优先研究，以及哪些国家可以视作一个地区，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区域国别学进行合理的顶层设计，集中有限研究资源分清主次轻重。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应坚持兼收并蓄、开放创新的原则，将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列为区域国别学研究对象，但不囿于已有发达国家的研究图谱，应立足于开放创新的精神，在研究视角、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合理配置，梯次推进。既要聚焦国家战略重点，优先加强对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的研究，也要侧重支持冷门绝学和基础性研究。既要对对象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族群、宗教等开展全面研究，也要优先加强薄弱环节和短板弱项的研究。既要重视短平快的智库类和政策类研究，也要关注基础理论、基础学科和基础知识的研究。总之，要不拘一格地开展研究，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培养更多“国别通”“地区通”“中国通”和“全球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三是坚持融合提炼，优势互补。怎么研究，是界定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途径和研究方法。只有解决了怎么研究的问题，才能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工具。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文、史、哲、艺、经、社、政、法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均可对区域国别学做出贡献，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将整个世界联为一体，不同国别和区域日益被卷入一个共同漩涡，研究对象一体化和研究方法复合化并行不悖。因此，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融合提炼和优势互补的原则，推动跨学科融合对话，鼓励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先验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不断推进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建设，为区域国别学提供全面的方法支持。当然，大学、研究机构、智库、民间团体等受制于各自不同的资源基础，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上不免存在侧重，但这些都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坚持体用并举，自成一家。为谁研究，是界定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前进方向和价值标准。只有解决为谁研究的问题，才能明确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然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但与此同时也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既要能站在中国看世界，也要能站在世界看世界、看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国别学虽有立场之别，却并无门户之见，要打破学术和政治藩篱，坚持天下一家、自成一体的方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鼓励中国之世界的研究与世界之中国的研究彼此为体、相互为用，实现体用并举、自成一家，真正以开放自信的面貌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理论范式与研究方法

    刘军：刚才您提到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要遵循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不过，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已有学科资源和学科基础的借鉴和传承。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其是否具有独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自然离不开法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和理论经济学等母学科的支持和滋养，您如何看待区域国别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基础呢？

　　赵可金：区域国别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科学研究规划，它经历了发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在某一特定阶段上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Paradigm）。“范式”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体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因此，范式的意义在于确立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等问题。另外，区域国别学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作为多学科融合的交叉学科，它在特定时期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研究范式。

　　一是文明主义范式。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无论是上古、中古时期文明古国的皇帝去海外寻求长生不老药方，还是欧亚大陆各方打开丝绸之路的“凿空之旅”，不论是欧洲传教士远赴海外传播教义的不懈努力，还是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大规模船队七次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当时各方对海外知识建构的努力都不同程度地承载着播撒宗教福音、炫耀天朝鼎盛的文化使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持节承命的使节、云游四方的游侠、取经布道的僧侣和教士、重利轻义的商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所有这一切对域外知识感兴趣的群体，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文化搬运工”的角色，这些群体主要以留学生、外国技师、传教士、贸易商、殖民者、观光客为代表，他们将瓷器、茶叶、丝绸、香料、宗教、制度、习俗、观念等传递四方，推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形成了区域国别学的文明主义范式。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第一个范式，文明主义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确立了比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本体论上，文明主义范式将区域国别学界定为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在认识论上，文明主义范式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域外知识是人类经验的产物；在方法论上，文明主义范式强调人文学科的方法，强调归纳法和演绎法并重，强调知与行合一。

　　集中体现文明主义范式的典型案例，是长期持续影响西方人对世界理解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最早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出现在欧洲，是人文学科路线的典型代表，它与欧洲殖民主义活动相伴随而生。当时，殖民者希望了解殖民地的风俗、人情、社会经济与政治，于是出现了对他者的研究，人类学的出现便是这方面的例证，并形成了东方主义的路线。“东方主义”或译为“东方学”，原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学、文化等学科的总称。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将其界定为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在东方主义者看来，东方没有未来，只有西方有未来。因此，东方主义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区域国别学，它对区域国别的研究不是以东方本身为出发点，而是通过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中遇到的问题来理解亚洲、非洲和斯拉夫世界，其实质是承载西方的文化使命，而不是形成关于东方的客观认识。

　　二是国家主义范式。区域国别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问。18世纪以降，民族国家成为区域国别学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区域国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有东方主义视角下的宗教和语言研究难以服务战争需要，人文学科的相关研究也过多关注过去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而战争需要区域国别学侧重关注现在和将来的研究，一些情报研究、战场调查、战略战术分析、政策研究等内容开始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重点，一些原来从事语言学习、外国文学、外国历史、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加入军队情报参谋系统，推动了区域国别学的范式从文明主义转变为国家主义：在本体论上，国家主义范式将区域国别学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研究，区域国别学的相关知识被理解为国家战略资产，一切域外知识均强调服务国家的战略需要；在认识论上，国家主义范式崇尚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域外知识是专业人士理性研究的产物；在方法论上，国家主义范式更推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文明主义范式和国家主义范式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例，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中国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以人文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汉学家，这些汉学家通常受过中国语言的训练，或在语言能力基础上具有较好的中国文学及历史知识储备。而后者“中国研究”，则是由费正清创立，以外交、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等为核心的研究。一般而言，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般不愿被称为汉学家，他们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家，只是碰巧在比较研究过程中选择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而已。这类学者具有良好的某个学科的知识背景，但往往对中国的实际情形知之不多。他们很少有人能阅读中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二手材料研究中国。此外，区域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于演绎和归纳逻辑、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争论。不过，我们必须明确，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区域与国别问题，不可能代替传统的人文式研究，对一个国家和区域的了解需要将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文明主义范式与国家主义范式的区分只是为了比较二者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并不意味着两者相互否定。

　　三是全球主义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终结，由战略目的驱动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欧洲和美国开始式微，但在新兴国家比如俄罗斯和中国却开始崛起。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区域国别研究的首要目的还是满足和服务国家战略。更重要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区域国别学越来越被置于全球主义的视角下重新评估，这推动了全球主义范式的崛起。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以多元文化世界为对象，以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为新的载体，区域与国别研究将会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推动建立一个全球主义的区域国别学范式。

　　在全球主义范式的观照下，区域国别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层面都充斥着激烈争论。从本体论来说，全球主义范式关注的对象既包括作为政治体的国家，也包括作为经济体的区域，还包括作为文明体的区域，是区域政治、经济、文明的复合体，一切与之相关的国别和区域议题均可在全球主义的观照下被重新定义。从认识论来说，全球主义范式既强调理性主义的先验理论，也重视经验主义的经验理论，并试图将两者加以调和成为和谐共处的整体。从方法论来说，全球主义范式强调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比翼齐飞。迄今为止，全球主义范式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无法像文明主义、国家主义那样存在清晰可辨的轮廓，学科与地区之间的张力，是全球主义范式下的区域国别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为从事区域国别学的学者，尽管可以栖身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但其对于某一地区的兴趣的确是某一学科无法容纳的，故其研究会受到学科范式与地区经验的挤压。因此，对于这些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而言，无论是服务于战略目的的区域研究，还是服务于学科目的的区域研究，都各有利弊。在此种学术张力和学术争论下，真正以区域为本位的研究范式正呈现出新的轮廓。说到底，区域首先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概念，事关区域的认同建构问题。为什么特定区域被认定为一个区域？这是区域研究必须围绕的核心问题。区域地理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主义的前景等，都是区域研究令人倾心的话题。

　　展望未来，要推动建立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区域国别学，需超越现有争论，推动全球化与区域化有机互动、区域国别与学科建设深度融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深度对话，不断完善全球主义范式，开展“以理论为指导并且具有理论相关性的案例研究”（A Theoretically Informed and Theoretically Relevant Case Study），这一路线可能代表区域国别学的未来方向。

　　刘军：您刚才强调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当中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重要性，区域国别学涉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众多领域，还涉及西方资源与中国本土智慧之间的内在张力，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上，我们更多是遵循人文学科的路径，还是更多遵循社会科学的路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在区域国别学中的贡献？

　　赵可金：人文学科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之一。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包括“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和艺术，广义的“人文学科”还包括诸如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考古学乃至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支撑。然而，历史学对区域国别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做出的贡献最大。读史使人明智，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域外知识建构的最主要路径。文学、哲学、艺术等学科也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故可以涵盖在历史学，特别是世界历史学科之中，其所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也对区域国别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不同视角会构建不同的历史。尽管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但人类文明最初是分散的，表现为不同国别史和地区史。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国别史、区域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史和全球史，从欧美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史学到真正的全球史学，为区域国别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2011年以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多次围绕有关全球史、区域史或国别史问题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将有关论文集结为2016年出版的《全球史、区域史与国别史》一书，明确提出了全球史/世界史、区域史和国别史的研究路径，既承认各国历史学家观察世界的差异，又努力寻找彼此相容的共识，而且还希望从理论、方法到形式上，探索一个可能的理想型的全球史/世界史。毫无疑问，在这一路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重要的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撑。

　　社会科学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之一。社会科学诞生于18世纪，狭义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军事学等学科，广义上还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所有这些社会科学学科都对区域国别学有重要意义。从已有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对区域国别学的参与来看，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参与程度最深，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也最大，同时各学科在理论方法上大同小异，区别不过是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并无本质差异。

　　迄今为止，社会科学的区域国别学一直受制于西方霸权体系及其知识谱系的影响，被纳入形形色色的发展学框架，缺乏学术自主性。事实上，对承担域外知识建构使命的区域国别学来说，反思性和自主性只是手段，实现区域国别学的本土化才是目的，即建立中国独立的区域国别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

　　首先，助力区域国别学本土化，必须尊重域外世界客观规律。对中国来说，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均属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中国历来重视经、史、子、集之类的人文素养，对政、经、法、社之类的社会科学缺乏根基。中国的本土文化底蕴意味着更重视语言、文化、历史和哲学，在区域国别学上也是如此，不太重视域外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知识构建。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首先要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拨开笼罩在域外世界上空的叆叇云霭，还原其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客观规律，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首要之举。

　　其次，助力区域国别学本土化，必须处理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围绕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历代学人争论不休，从“体用之争”、“全盘西化”再到“中西融汇”，贯穿始终的问题是如何摆布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在区域国别学上亦是如此。近年来，尽管中国学界一直强烈表达一种平等性、替代性甚至超越性的社会科学意愿，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豪迈理念，中国学者也在苦心孤诣地以“天下”体系、“关系”思想、“道义”资源来寻求替代区域国别学的新知识框架，但现实是短期内恐怕仍无法“另起炉灶”，既无法完全颠覆西方社会科学规范和基本范式，也无法完全建立起一种令人接受的新知识体系，中国在构建独立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方面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在此期间，中学与西学的对话恐怕是一种比较长期的学术现象，结论未必能够在短期内下定。

　　再次，助力区域国别学本土化，必须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区域国别学是一国的域外知识体系建构，需要明确的“他者叙事”。从表面上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实则它更是对本国知识的一种重新评估和反思，需要在研究他者的同时校正自我，尤其是在面临一些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常识性判断错误时，更要有敢于拿起手术刀进行自我手术的勇气和智慧。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核心还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思维、开放交流、开放对话，在学术交流和对话中获取知识，达成共识，这才是区域国别学的正确方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彼此激荡，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只要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充分汲取各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智慧，全面推进区域国别学，就一定能够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宏伟梦想。

    四、清华方案与建设实践

    刘军：事实上，区域国别学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发展基础。截至2021年6月，我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心、备案中心等数量达到444个，分布在180多所高校，基本上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全国20所高校建有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26个。其中，清华大学建设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在推动全国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否请您谈谈清华大学区域国别学学科的清华方案和建设实践？

　　赵可金：事实上，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与国内兄弟单位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比如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只有英语、日语和法语等少数几个语种。在世界历史一级学科下，区域史、国别史的研究力量也比较薄弱。相比之下，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是清华大学发展比较快的领域，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尽管清华大学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具有了一定的国际问题研究基础，但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建设则起步于1993年12月成立的国际政治教研组。教研组由李润海教授任组长，设在人文社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之下。1997年1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际所）成立，薛谋洪大使任所长。2000年7月，阎学通教授调入国际所，先后担任常务副所长和所长，国际所发展加速。2003年获教育部批准国际关系二级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并开始招收本科生。2007年12月组建国际关系学系（简称国关系），阎学通教授任系主任。2010年10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创立（2015年更名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任院长。2011年3月获教育部批准为政治学一级学科学位点，国际关系二级学科入选北京市重点学科。2012年9月获批建立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同年，国际关系研究院创立世界和平论坛（World Peace Forum），并启动了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和中国政治与对外政策英文硕士项目（CPFP），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创办了全球政治与经济双硕士项目，创办了苏世民书院全球领导力硕士项目，率先启动了全球治理本科大类方向，全球治理兼修硕士和能力提升证书项目，并于2022年在全国率先自主新增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推出了全球治理英文硕士项目，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基础日益厚实。在近年的QS世界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排名中，清华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研究稳定位居全球前列，排在大陆高校的第1名。在2017年12月28日公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清华大学政治学学科被并评为A-级别，紧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并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外交学院（自定）的政治学学科一道进入了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当中。

　　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还有赖于一系列学科平台的创建。近年来，清华大学大力加强国际化战略，在2016年出台了首份《清华大学全球发展战略》，推动设立了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全球创新学院（西雅图）、中意创意设计基地（米兰）、拉美中心（圣地亚哥）、东南亚中心（巴厘）等海外机构。尤其是在2017年9月创建了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力争成为立足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涵盖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地区研究机构，开展涵盖东南亚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地区、欧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西亚北非地区六个区域的基础性地区研究。

　　总体来看，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和国际关系研究院为主导的政治学一级学科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聚焦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以世界和平论坛为载体，创办了具有国际影响的SSCI期刊《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CSSCI期刊《国际政治科学》，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第二部分是以国别与地区研究院主导的交叉学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主要聚焦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角度，或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角度，开展基础性且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受学科框架的限制，清华大学在推动上述两部分的整合方面还没有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框架内展开，推动上述两个板块的融合发展可能是今后的一个主要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清华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已形成鲜明特色，被学界称为“清华路径”，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色。一是世界眼光。清华路径重视对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的理论关切，立足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转型与创新等重大现实问题，重视构建普遍化的知识，比如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刘江永教授提出的可持续安全论、赵可金教授提出的生态制度主义政治学、唐晓阳教授提出的进化实用主义理论等。二是中国视角。清华路径重视挖掘中国古典智慧，推动中国古代国际政治思想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对话，聚焦对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学理研究，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三是科学方法。重视以学科交叉推动学科创新，突出现代科学方法和大数据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充分利用现有成果和优势，建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数据库和国际关系研究数据实验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清华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展望未来，清华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仍将坚持“清华路径”，积极开展同国内外同行的融通对话，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而努力。

    五、发展潜力与建设前景

    刘军：谢谢赵老师。听了刚才您谈的清华大学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上的探索，很有启发。内容涉及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众多维度，尤其是清华大学坚持世界眼光、中国视角和科学方法的“清华路径”，令人印象深刻。清华大学在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的先行先试也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青年才俊，这是对区域国别学的重要贡献。展望未来，您如何判断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潜力和建设前景？

　　赵可金：观察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去观察。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兴起，既是当今世界百年大变局的产物，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革的产物。无论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都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学步入新时代，要求探索建立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与此前对策性倾向的区域国别研究相比，新时代的区域国别学更强调学科基础、学术基础、知识基础和话语基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根本要求为繁荣发展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推进新时代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中，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一）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内在灵魂。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解决本国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而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而且也解决不了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对域外知识体系的构建受到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刻影响，对区域国别的认识往往通过西方人的视角进行，尤其是通过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眼睛认识世界，在世界观、地区观、国别观上免不了受到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一直在西方人的知识体系中被“思想殖民”。要想在全球区域国别学中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就必须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区域国别学体现中国特色，绝不是为特色而特色，而是要从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不是用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在行动中干出来的。中国特色是时代特色、民族底色、文化本色的统一。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世界潮流息息相通，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跨越。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服务民族复兴使命，绵延民族传统，助力民族复兴，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跨越。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对话，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跨越。

　　（二）突出中国风格

　　中国风格是区域国别学的外在气质。环顾世界，区域国别学已经是学术公器，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体现自己风格的区域国别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利益追求、价值旨趣、道德理想和审美倾向，形成独具风格的区域国别学理论路径。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突出中国风和中国味，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新的发展方向，努力成为世界区域国别学百花园中风格鲜明的学术流派。

　　迄今为止，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域国别学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还没有形成独具风格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流派。在经济全球化复杂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本土与外来、历史与时代、官方与民间等各种区域国别知识争奇斗艳，竞相成长。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想在世界区域国别学百花园中脱颖而出，就必须突出中国风格，具备中国气质，形成中国学派。

　　中国风格是一种博古通今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脉相承的文化风格，需要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区域国别学。具体而言，首先，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不忘本来，不忘初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除旧布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区域国别学领域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吸收外来，面向世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区域国别学的有益成果，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他国区域国别学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第三，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要面向未来，牢记使命，坚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不断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新发展、新突破和新境界。

　　（三）彰显中国气派

　　中国气派是区域国别学的综合标识。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历史文化灿烂，历来就具有大国担当和大国气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满怀信心地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也越来越强调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必须彰显中国气派和大国责任，不仅要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更要为人类的进步而奋斗，努力为世界区域国别学贡献更多智慧，创造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中华文明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下降了，甚至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在艰难中奋起，在压力下奋进，经过历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开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丽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增强标杆意识和引领意识，坚持高标准定位、高质量发展，不断彰显中国气派。

　　中国气派是一种自内向外的理想追求和责任担当，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有机互动的学术气象和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融会贯通的学派气势，需要在实践中稳步推进以我为主、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区域国别学。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要坚持以我为主，精准定位，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在世界区域国别学中自成一派。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要坚持剖破藩篱，兼收并蓄，实现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世界各国区域国别学融为一体。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要坚持融会贯通，立己达人。中国区域国别学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引领世界区域国别学为人类知识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在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顶层设计，尊重学科规律，统筹各方面力量、整合国内外资源，一起协同推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学术创新，不断走出一条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刘军：谢谢赵老师。区域国别学已经在中国获得了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准生证”，很多机构都已经在摩拳擦掌，大干快上。您特别提出区域国别学进入了新时代，正在展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我们祝愿区域国别学大有可为。最后，感谢您接受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编辑部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