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培养“大写的人”——怀念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燕国材先生

作者：朱永新《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06日 11版）

学人小传

燕国材（1929—2023），湖南桃源人。195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从事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主任，曾兼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心理科学》副主编，全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著作40余种，发表论文数百篇。图片由作者提供

  【求索】

  共和国的教育史，由行动者写就。一代代学人扎根中华大地，在不断开拓中兼收中外所长，探索未知领域，开创着未来。燕国材先生正是其中一位。在70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既是中国非智力因素概念的首倡者，非智力因素系统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探索者，素质教育理论的创新者，也是中国心理学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开创者。

  2023年1月20日，燕国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他毕生的研究成果将长久地滋养学界，他秉承一生的求实创新精神更是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弘扬。

“标新立异，自圆其说”

  1929年1月17日，燕国材生于湖南省桃源县盘塘镇燕家坪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读过私塾，也念过新式学堂，还参加过抗日宣传队，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唱民间小调、打“三棒鼓”宣传抗日主张。

  此后，他又在桃源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并于1950年秋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由于家境贫寒，大学四年他没回过一次家，没买过一件衣服，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用于读书学习。他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发表有关教育的文章，到四年级时已经在《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教育思想的论文。

  1956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燕国材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马卡连科教育理论与方法》。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直至1980年秋，冤案平反，燕国材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教学之余，他笔耕不辍，撰写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如《记忆与学习》（湖北教育出版社）、《智力与学习》（教育科学出版社）、《先秦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心理与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和《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在学术研究中，燕国材先生始终坚持“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在1981年出版的《智力与学习》中，他首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的治学原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平素写作，总有些喜欢‘标新立异，自圆其说’。这本书也不例外。书中各章节除通俗地介绍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基础知识外，我也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尽可能地提出了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但由于水平的限制，可能是‘标新立异’有余，‘自圆其说’不足。这就有待于识者的指正了。”其实，在这本书出版前，我们这些学生就已经在课堂上聆听过这八个字的治学原则。他还给我们解释说，“标新立异”其实就是创新精神，“自圆其说”则是需要求实讲理。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以理服人。他还多次告诉我，文无新意不动笔，每写一篇文章、每写一本书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要求。

  燕国材先生有着“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的学术情怀与专业视野。他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源于他具有比较好的国学根基，更源于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扎根中国大地做学问的执着与坚守。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时候，引用了“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的诗句，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心理学思想遗产，完全不必言必称西方。在研究任何心理现象和心理问题时，燕国材先生总是善于从中国古代学者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如他在研究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时，就从古代文献中挖掘了大量具有实际价值的资料，整理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学者论智力与能力等方面的论文。

  燕国材先生的学术研究立足本土，但绝不坐井观天；重视传统，但绝不故步自封。他把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如在研究智力、能力与非智力因素时，他就考察了从桑代克、斯皮尔曼、凯勒、塞斯顿、希莱辛格、格德曼到吉尔福特、阜南的理论。

  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燕国材先生践行着“教学、科研、实践”的三结合，奉献了一曲“读书、教书、写书”的三重奏。他认为，高校教师不能够偏废教学、科研和社会实践三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现在，有不少人人为地把教学与科研分裂开来，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顾此失彼的。燕国材先生则把教学和科研视作紧密联系、彼此促进的两个方面。他在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工作的时候，曾经总结了一些基本经验，如“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用教学推动科研发展，用科研提高教学质量”。他反复强调，一个认真教学、愿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师，一定会热心科学研究，其教学质量也必然会因之而提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教学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科研也只争朝夕，毫不懈怠。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教学与科研结合的产物，《心理与教育》《教育心理学》《新编普通心理学概论》《学习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等书，都是他在自己课堂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读书、教书、写书，在他身上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犹如一曲优美的三重奏。燕国材先生先后出版了40多种著作和数百篇学术论文与文章，称得上是一位“高产作者”。他在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作为教师不可能也不应该教学搞一套，编撰著作又是一套。“搞好教学要读书，编撰著作也要读书；这读书就像一根纽带把教书和写书联系了起来，又何乐不为呢？”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写书，燕国材先生始终没有忘记最重要的使命——实践。他研究所有的问题，甚至是看似远离教育实践的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研究，最终都是指向教育实践，指向改进和完善教育现实的。即使在退休以后，燕国材先生也经常深入一线，参与实验学校的许多活动，参加全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的学术会议。

推动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建设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的自我意识。当一门学科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进程、评价自己的历史时，就标志着该学科逐步从经验走向理论、从混沌走向明晰、从自发走向自觉了。在中国心理学史发展的过程中，燕国材先生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

  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心理学史，新中国成立后也有个别学者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但基本是零星的研究，从1949年到1979年，报刊正式发表的相关论文只有20篇左右。这些研究不成体系，不成规模，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心理学完全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

  1979年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一年，燕国材先生与陕西师大杨永明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是《关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和《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心理学遗产的研究》，拉开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序幕。

  在1979年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中，后者是呼吁性质，强调要加强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前者从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心理学思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对象与范围、意义与价值、途径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燕国材先生的这篇文章既是一个呼吁书、建议书，也是一个研究方法论的系统论述，发表以后得到中国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受到中国心理学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潘菽先生和高觉敷先生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

  在潘菽先生、高觉敷先生的推动和倡导下，在燕国材先生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辛勤耕耘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心理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心理学界达成了共识，开启了一个深入系统全面研究的新局面。

  那时，虽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大突破，但是，作为一门初创的新学科，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心理思想研究较多，对近代、现代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探索不够，对当代心理学现状的反思则更加不够。二是对普通心理思想的研究较多，对应用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较少。对应用心理的研究相对集中在教育、医学领域，对于社会心理思想、管理心理思想、军事心理思想、文化心理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有些甚至几乎是空白。事实上，也许这些方面更能显示中国心理学思想的丰姿与特质，更能揭示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规律与理论。三是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即大多采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来取舍心理思想，爬罗剔抉、梳理成章，较少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和手段。科学的进步离不开方法的进步，只有方法的多元化和不断更新，才能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燕国材先生敏锐发现了这些问题，多次呼吁加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学科自觉，并且身体力行地努力开拓。他系统研究了中国古代教育心理学思想史，建构了中国教育心理学思想史的学科体系，还积极推进中国古代应用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支持年轻学者在这个领域继续开拓。

  在燕先生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中国应用心理学思想史研究从无到有、由零星到系统发展，渐成气候，陆续出版了相关的著作，如在教育心理学思想史方面，有乔炳臣、潘莉娟的《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史》（1996）；在文艺心理思想方面，有刘伟林的《中国文艺心理学》（1991）；在医学心理思想方面，有王米渠的《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1988）、张伯华的《中医心理学》（1995）、汪凤炎的《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等专著；在管理心理思想方面，有我主编的《中华管理智慧》(1999)和《管理心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2005)；在犯罪心理思想方面，有我与艾永明合著的《刑罚与教化——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论》(1993)。燕国材先生历时多年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应用心理学思想史”丛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可以说，在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开拓方面，燕国材先生无疑是一位卓越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投身非智力因素理论研究与实践

  关于非智力因素及其在教育中的作用，燕国材先生无论是在理论上的首倡还是在实践上的推进，都是厥功至伟的。

  改革开放初期，心理学开始“解冻”，国外心理学的理论及其在教育上的应用，也受到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智力因素就是当年非常热门的一个问题。就在心理学家热衷于研究智力问题，全社会也热心关注智力开发的同时，燕国材先生敏锐地意识到，非智力因素的问题更应该得到关注。

  1981年，燕国材先生在《智力与学习》一书中就提出培养非智力因素的问题。1983年2月11日，他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一文，这是目前可查的国内最早明确提出非智力因素的文章。这篇文章就什么是非智力因素、“成功=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以及非智力因素的培养问题进行了论述。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主要指情感、意志和性格，这三者在学生的学习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论证“成功=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这个公式时，燕国材先生援引了国外心理学相关研究成果和古往今来许多学者、科学家的案例，表明在智力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勤奋、自信心强、富有革新精神等，那他将会获得较大的进步与提高；反之，另一个人懒惰、缺乏自信心、喜欢墨守成规，那他将难以取得大的进步”。

  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燕国材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对智力水平较高的学生，也要注意发展他们的非智力因素，因为许多智力水平比较高的学生由于学习好、反应快，老师容易要求不严，甚至放任不管，他们的非智力因素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会因此被废弃了，所以以后经常平平庸庸。对于智力水平一般甚至较差的学生，更要重视培养他们的非智力因素。

  应该说，《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是一个宣言，宣告了非智力因素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正式启动；也是一个号令，动员中国心理学界和教育学界关注非智力因素的问题。

  1987年，燕老师与我和袁振国两个学生一起合作，撰写了《非智力因素与学习》一书，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非智力因素研究的专著。

  从1988年开始，燕国材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非智力因素的论文，对非智力因素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全面阐释非智力因素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深入研究如何把非智力因素理论应用于中小学教育实践。

  在非智力因素的研究过程中，燕国材先生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纯学术研究，他的理论研究，一开始就是指向中小学学校教育实践的。把心理学理论应用于学校教育的实践，也一直是他的学术价值趋向和教育梦想。他主张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来指导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用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成果来验证与深化有关理论。因此，他倡导搞教育与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到中小学去，并且身体力行到一线调查，与中小学教师合作开展科学研究。

  1987年，燕国材先生组织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的学员成立了非智力因素研究课题组，用自编的调查问卷，对中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学习意志、学习性格等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取得了大量调查数据，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1988年前后，他联合一批非智力因素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发起成立了全国非智力因素研究会，同时在全国建立了40多个实验基地。1995年，他把非智力因素实证研究成果与实验学校的实践成果结集为《非智力因素的理论实证与实践研究》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用情于素质教育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界乘改革开放之东风，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教育改革浪潮，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要求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去解决。

  作为心理学家，燕国材先生积极把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育实践之中，思考教育的宏观问题、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明知自不量力却又自告奋勇”地参加到“寻求教育真理”的行列中去，先后撰写发表了约100篇有关教育的文章。

  1998年，燕国材先生出版了《教育十论——我对教育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十论”。这十论，分别是教育独立论、教育人本论、学生主体论、心理内化论、IN结合论（即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论）、智能独立论、素质教育论、心理教育论、德智统一论和个性教育论。其中，他用心用情用力最多的是素质教育论。围绕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燕国材先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撰写了多部理论著作，对丰富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推进素质教育实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0年，燕国材先生在《中小学教育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向素质教育转轨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对素质教育的内涵，素质教育与教育人本论、学生主体论、心理内化论的关系，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素质促进全面发展进行了全面论述。1995年以后，他又先后发表了《素质教育论》《素质教育问题研究》《论素质教育的目的与任务》《论素质教育与基础教育》等文章，对素质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目标与任务、途径与方法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对于素质教育，燕国材先生归纳了七个基本特点：一是素质教育的主体性。学生是素质的承担者与体现者，每一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主体，具有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必须发挥学生的潜能，彰显这种主体性。二是全面性。这种全面性体现在面向全体学生和每个学生的各种素质的全面发展。三是综合性。素质教育的各个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构成为一个素质教育的综合体，实施素质教育必须全面顾及，综合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重此轻彼。四是基础性。学生的素质是他们做人的基础、成才的基础和整个民族素质的基础。五是层次性。素质由自然素质、心理素质与社会素质三个层次构成，自然素质是基础层，心理素质是核心层，社会素质是最高层。应该特别重视社会素质，这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六是协同性。协同性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内在的协同性表现为不同素质的和谐发展，外在的协调性表现为家庭、学校、社会的协调一致，不能够“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七是成功性。在素质教育中，必须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即保证他们都能达到一定的素质水平。

  燕国材先生在《论素质教育的目的与任务》一文中，对素质教育需要处理的两个重要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是关于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途径或方法，素质教育则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目标或落实。二是关于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他认为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进行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素质，有助于开展个性教育，发展学生个性，反之亦然。上述两个关系，涉及教育实践中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关于“拔尖”培养与大面积丰收的关系问题，二是关于共同要求与承认差别、个别对待的关系问题。燕国材先生主张两者的统一，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前提就是要保证大面积的丰收，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具备做人的素质，获得一定的成功。同时，也要使一部分“拔尖”的学生在他们自己的优势领域具备更高的素质，获得更大的成功，关键是要让学生在自己的“适应性领域”去发展，把每个学生培养成为“既适合本身特点，又合乎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

  燕国材先生还从心理与教育紧密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素质教育的不同模式，如主体教育模式、愉快教育模式、情境教育模式、和谐教育模式、互动教育模式、人格教育模式、创造教育模式、健康教育模式、生命教育模式和成功教育模式等，为推动素质教育的落实，提供了丰富有效的路径。

  燕国材先生的一生，科研成果成效卓越令人钦佩，实践行动坚持不懈令人感佩，潜心育人硕果累累令人敬佩。先生虽然不在了，但他耕耘的这片园地，桃李烂漫，下自成蹊。

  （作者：朱永新，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