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源头与出路

2023-02-22 作者：胡正荣 王天瑞 来源：国际新闻界

摘要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从来不是纯粹概念范畴的问题，而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国家发展知行合一的实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百年新闻传播实践史、中国的数字化与平台化传播实践和全球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共同为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厚基础、时代机遇与全新路径。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学者与学子勇于、乐于和善于在交叉碰撞中创新、在开放包容中治学、在多元视角下求真，积极拥抱现实生活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以面向学科重大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面向实践重大问题为基础，以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为关键，以实践、学科和专业之间的转化为具体路径，不断推进对中外理论的转化、实践与理论的转化、多学科知识的转化和机制与评价的转化；只有基于实践，致力于从影响学界认知，到影响业界研判，再逐层影响到国家决策之高度，才有可能迎来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科领域中的重大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天瑞，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8）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各种范式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在全球格局与传播生态加速重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当下，探讨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时候曾提到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重点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三大体系上下功夫。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理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可以看出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首先需要回答中国、世界、人民和时代的四个问题；其次要彰显中国的道路、治理与理念同世界他国间有异有同的追求；最终拿出的真本事要求我们的研究要能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如果理论研究对实际的重大问题漠不关心，或者说对重大问题毫无作用，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可能很多时候就失去了真实的意义或者没有了在地意义。从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看当下实际情况，现在建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二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1995：56）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整体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1995：54）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世界与真实生活。进言之，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应有的立足点（汪信砚，2007）。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全部与整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实践的，将实践视作理解人、自然与社会生活间关系的全部与规律基础，而非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片面的改造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认为是真正的“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解实践本质的基础上，继续阐释了其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方法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1995：60）即实践是理论意识活动应有的出发点，实践是理论的源头；这样实践观下，我们会发现哲学思维其实就是一种实践的结果，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人的全部生活，因此继续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1995：60）。即实践是理论意识活动的落脚点与归宿，实践是理论的检验与出路。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存在偏差，于是在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关联外化，两者互不相嵌，把实践当做感性材料的获取和真理验证认识的手段；第二种，将实践理论化， 把实践当成一种理论化的“实践”概念，尽管也将“实践”这个概念当做体系中的奠基性要素，但它已经脱离了真实生活；第三种，将理论实践化，把理论活动视为一种特殊的实践（王南，2002）。前两种思维范式分别对应的是实体哲学与主体性哲学。第三种实践观则将实践等同于生活，将理论活动置于生活之中，把实践视为理论活动的立足点，这才应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正解。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另外一段论述中也能得到同样的解读：“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1979：127）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知行统一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备的基本常识。不得不承认，当下新闻传播学界存在这样一种学术风气：观念上坚信“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际研究过程却过度倚重cnki（中国知网）“文献阅读法”，学术研究成为了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知识生产”，“实践”在这样的学术活动中被抽象成为了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理论要素。脱离了生活的本真的研究，无论有多么崇高的“学术理想”，造出的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这里绝没有否认学术实践是一种实践的基本事实，且也绝对尊重作为理论实践的知识生产的意义与重要性，但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95：57）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实践是现实生活的“代用语”，实践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最大的现实，无视这样一个现实，一切只能陷于空幻（李文阁，2000）。理论要基于现实，且回应现实，理论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以为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习近平，2020：244）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当下，如果以文献为中心的、脱离现实生活的学术风气不减，那么这样的学术活动构建出的知识体系也只能是狭隘地自说自话与自娱自乐的真“内卷”。教育是自树树人的事业，若学者传的道、授的业都是这样的认识与方法的话，既不利于学科健康发展，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进程。百年伟业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加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与学子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并非中国独享理论，近几十年全球多区域多领域的学者都在持续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与“实践”的根本性。就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的“实践范式”是中国百年实践的经验成果，理应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建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三

　　全球新闻传播研究范式的实践转向

　　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科技发展高歌猛进，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环环相扣，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全球格局的变化已为新常态，并且重构与变化本身也极不稳定，其中来自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要求观念思想必须持续更新。随之，全球范围内一场范式的“实践转向”正在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悄然兴起。对哲学的求助是范式转换的征兆（库恩，1962/2003：91）。首先，在哲学领域中，实践哲学并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在亚里士多德、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等的传统哲学家思想中，实践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与概念，继而在马克思、葛兰西、萨特、维特根斯坦等的现代哲学家那里被不断反思延继而得以延续。以亚里士多德为起点，他将实践活动同理论哲学进行了区分，把实践等同于人类在伦理和政治中的理性与善的行为，不过他对理论哲学的重视程度是要高于实践的（亚里士多德，BC330/1999：125-130）。康德将人类的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认为“理论理性”关涉自然世界，而“实践理性”关涉伦理道德（康德，1781/2004：80）。尽管康德首次将实践这一概念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依然将它置于精神范畴内进行考察，视其为一种观念活动，而非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的“生活本身”。康德的实践观是一种唯心主义实践观。费尔巴哈进一步批判了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在1841年发表的《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而人和人的思想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尽管他宣称在哲学中唯物主义才是最终的胜者，但他把人的本质看作抽象的、无声的“类”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费尔巴哈，1841/1984：503）。费尔巴哈把人完全归属于自然范畴，将实践看作利己主义活动和感性直观活动，看不到人的生产实践，也没看到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因此被马克思批判为“半截子唯物主义”。就此，以实践（生活）与理论（观念）孰为根本为异，便形成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两种思想范式（王仕民，2008）。

　　其次，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中，一直存在两大范式：一个是强调结构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另一个是强调个体行动的阐释主义范式。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中行动要素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不断朝着多维多重的更复杂的系统重构，传统的两个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灵现象，社会学家们为了让观念不被社会实践甩在身后，近几十年来都心照不宣地朝着“实践范式”转向。质言之，实践转向“指的是当代思想中的一种一般趋势，它指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和运转”（夏兹金，赛蒂娜，萨维尼，2000/2010：序言第2页）。其中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最具想象力与影响力，两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主体间性的实践关系之中。

　　“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库恩，1962/2003：103）作为交叉性和应用性十分突出的新闻传播学，其在“实践范式”转向下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的重构自然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其中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因提出“媒介实践”理论而最为突出（齐爱军，2017）。该理论将媒介理解成为一种实践行为而非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以媒介为面向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Couldry，2004）。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对当下深度媒介化社会中所发生的新闻传播活动现象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并在理论层面具有将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阐释主义三大传统新闻传播理论范式进行统合的统摄力。尽管具体的“媒介实践”理论也是来自西方学者的思考，但在中国近一百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社会实践历史面前，如此强调“实践”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路径，同样能够为我们探究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予以“实践范式”的启发。与此同时，西方学界思想范式的“实践转向”也为中国同世界交流、向世界贡献具有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中国方案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四

　　中国百年的新闻传播实践史

　　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传播实践和学科学术活动已分别走过两百年与一百年的时间：1815年第一份中文报刊诞生，这是作为传播活动的中国新闻事业的开端；1918 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新闻学以学科的形式开展研究与教学的起点。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走向富强的百年历程中，新闻传播活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是实践的经验，也是实践的检验。中国百年的新闻传播实践史正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资源、基础与宝贵财富。

　　从19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与理论发展始终以“启蒙变革”与“救亡图存”两个中华民族紧要的问题与目标为实践的起点。以梁启超、瞿秋白、蔡和森、徐宝璜、邵飘萍等为代表的早期报人和新闻研究者们，或以传播实践或以理论生产的方式，探寻着中华民族的启蒙与救亡的出口。中国近现代新闻人们在时代之问与中国之问下自觉开启了中国化的新闻事业活动与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进程。

　　在延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继承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讲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毛泽东，1991：1318）关于新闻工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注重调查研究，崇尚实事求是，在遵循实践规律基础上，坚持新闻工作群众路线，强调坚持党性原则，提出了例如“政治家办报”“群众路线”等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思想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新闻实践是无产阶级政党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斗争目标与革命理想开展工作的有力武器，而非专业主义的理想或纸上的空谈，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新闻观内生相容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国情进行创新结合，用实践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新闻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新闻观，紧扣国家发展总目标，通过不断反思教训与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工作规范、思想理论体系与新闻学学科体系。

　　八十年代初传播学正式从西方舶来进入中国，在学科建制上最终同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接壤联姻。至此，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皆有差异的现实背景下，西方传播学与中国新闻学两个既有逻辑内嵌又有范式差异的学科， 在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并肩走过了40多年。其间，两个学科在学科、学术和话语三大体系层面上的摩擦与融合从未停止，延续至今。“与国家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郑保卫，2018），这是中国百年新闻活动与研究的基本特征，理应成为传播学在中国脉络中发展的基本要义。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1982年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下，不断从全球范围引入新范式与新理论，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神话西方与祛魅西方”间不断反思再反思、批判再批判。由于新实践与新问题的加速涌现，新闻传播学学科在2022年进入了“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根植实践、引领时代”的发展新阶段。新的指导思想遵循了问题导向、实践为先、价值引领、回应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新世纪以降，历史来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转折点，空间上发展出了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网络世界与平台社会。在这样的时空之内，人类的生产消费方式、社会结构形态、民族国家边界、政治民主形式、全球治理道路、经济运行模式以及各种文化思潮正一起加速变革，相关的知识体系随之在全球范围发生范式转化。随着媒介技术的加速革新，社会媒介化与媒介社会化同时发生，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早已不再局限于“新闻活动”，传播学所关切的问题原本就宽深于新闻学，如今的“媒体与传播”也在各种意义上与工业时代迥然不同。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社会化转向，从停留在事业、行业与职业的新闻传播领域这一单一的“中层”对象，开始进一步“上升”与“下沉”（杨保军，2021）。上升至更宏观的新闻传播活动与全球化、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领域；下沉至更微观的新闻传播活动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领域。在生活实践层面，新闻传播活动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技术发展，正在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管理、艺术、外交、军事等人类社会各种活动与关系的基础逻辑。理论源于实践，也要改造实践。在学科学术层面，新闻传播学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外交学、军事学等发生交叉渗透，并且与计算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自然科学也产生重要关联。由此可见， 新闻传播活动几乎泛化在真实与虚拟和宏观、中观与微观的人类一切社会活动与关系之中。可以说媒介逻辑几乎成为了个人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关系和世界人类共同体紧密关联的“纽带逻辑”。新闻传播学科本就是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学科“十字路口”，在今天更是以超强的渗透性成为多学科学术创新发展的广袤田野与实践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与实践范式的转型升级与更迭意味着一种力量在转化， 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价值在转化（胡正荣，2022）。今天中国有引领全球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和媒介化新闻传播实践之势，这是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现实召唤，也是中国百年新闻传播实践经验发挥作用的重要时刻。

　　五

　　作为国家战略的知识体系建构

　　从系统论看，人类世界是一个巨复杂系统，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或学科体系都是国家、社会或人类世界更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纵横世界，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从来都不是纯粹概念范畴的问题，学科知识内容与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具体国情息息相关，绝非纯粹理论的“学术共同体”或个人化的追逐“职业学术理想”的“学术孤岛”，它源于人类的传播实践也要用于改造传播实践。回顾历史、关切当下、面向未来应当是任何知识体系的全部结构；问题导向、价值引领、回应现实、实践检验应当是任何一门学科被我们从整体生活中区隔出来的目的与意义。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同时发生的当下，“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丝毫没有退场的迹象，即使“科学无国界”，任何学科都应当关心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话题领域， 但无论从何种层面考虑，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一定是有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归属诉求和价值倾向的。“一个学科如果对所在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做出重大的贡献，就不会获得本国政府及社会的高度评价，更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刘国瑜，2018）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的部分，加快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在火热的传播活动与媒体实践现实召唤下，从中观层面的新闻职业、行业与事业向人类宏观与微观世界的实践渗透融合，新闻传播活动正持续引发学术层面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并为各学科发展持续提供想象空间。新闻传播学逐步走入哲学社会科学大舞台的中央，以突出的实践性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开路先锋。综上所述，丰沃的实践土壤、多学科的理论交融和党与国家的政策引领，这些外在条件共同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机遇。同时也表明，中国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与其他所有学科一起共同肩负着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责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看，新闻传播学在宏观层面可以为国家治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践行中国式全过程民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来自媒体与传播的理论支撑；微观层面可以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人与集体提供在面对各种需求与问题时应掌握的动态媒介素养、媒介实践指导与价值引领。关于学术活动和国家政策与口号的关系，这里我们必须澄清，我国国家政策与口号并非他物，而是在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将中国经验提炼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实践发展的科学支撑与价值引领，更是哲学社会科学学界的重大课题。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并非只是一门学科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自主发展的问题。如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一样，要保障与坚持我国国家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长期安全与长久自信，就必须把知识体系的建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很多基础与来源，并非来自对中国现实问题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夯实实践的根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须做到“三个面向”：面向学科重大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实践重大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基础，因为所谓国家重大战略是基于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而成的；而真正学科当中有价值的重大议题往往也是基于实践和国家重大战略而推进的，所以传播学当中，例如科学传播、发展传播和健康传播等研究议题的诞生与推进，都是基于那个国家在地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而生成的学科新的增长点。具备这样的学术感触，就需要学者拥有学界和业界的跨界经验。实现新闻传播研究朝着“三个面向”的转型关键在于研究者要扎根基础研究、了解国家政策、知晓实践动态和把握核心问题。

　　六

　　体系建构的内卷倾向与三种导向

　　经多年批判吸收，学界对新闻传播学的脉络以已达成共识，无论是从德国兴起的新闻学还是从美国与欧洲兴起的传播学，实际上都是为了研究西方世界的在地问题、在地政策、在地实践以及在具体时代语境中他们国家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而慢慢兴起的学科。不难发现他们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是跟当地实践紧密关联的。如此看来，结合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如火如荼且多元丰富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当然也需要从回应这样的现实问题而进行建构。但现阶段，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一种日益“内卷”的倾向，有相当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日益以文献为中心和以文献为导向，或者说得更重一点，有些学者学子写文章做研究从论文选题到研究方向，甚至确定自己的学术兴趣，均以在cnki（中国知网）上获取的数据为全部研究的基础。这样内卷式的研究，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是致命的问题。因为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

　　反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大多数的高校中新闻传播学是被归类到professional schools而非academic schools的，新闻传播学基本上与法学、商学院、医学院等一样同属于应用型学科。这种应用型的学科，如果以文献为导向进行选题，必定无法解决现实的问题。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上类似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要不就是内卷，要不就是对西方成型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拿来就用，不分语境套用中国实践。尽管研究方法、研究流程和研究规范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研究发现和结论基本上不会有所建树。当下很多学术研究的学术性已经足够，但思想性和创建性却严重不足。

　　为避免学术内卷，有必要在建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关键时刻提出“三个导向”：第一个是实践导向。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新闻传播实践是异常丰富的，无论媒体还是与媒体相关的所有传播活动，其活跃度、丰富度、复杂度和多样性在全世界范围都难寻其二；第二个是问题导向。问题导向就意味着在关注新闻传播学研究对象之时，不应过度从媒介或介质的角度去关注，而应鼓励更多以跨学科角度去关注实际问题。在学科交叉地带形成的问题意识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健康传播就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最后要有价值导向。价值导向决定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思想性。没有思想性的学术研究只能停留在字面之上，这是学者们孤芳自赏的一种学术推演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学术八股，缺乏思想性和价值性。

　　七

　　转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

　　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至少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不可转化的知识体系，这部分是完全内化的知识。二是可转化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绝大多数都是可以转化并需要转化的知识。在英语世界中经常听到的transferable一词，如果一种知识不是transferable knowledge，既不提供answers，也不提供solutions的话，那它就不可能为人类解决问题提供可实践的方案。新闻学与传播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可转化的知识，它的知识体系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让实践与理论提供相互的解决方案。

　　实际上，实践、学科和专业三者之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transferable系统。首先，学科实际上就是由理论和方法共构而成的知识体系，而实践是理论和方法的来源。在传播学萌芽年代，从初期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到中期的勒纳、施拉姆、罗杰斯等，再到现当代学者例如卡斯特提出的“网络社会”理论等， 无一不是来自对实践问题的认真梳理。学科实际上就是基于实践而形成一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体系。学科形成之后就会逐渐生成一个专业体系。所谓专业体系，就是把知识转化为一套培养专业人才能力体系的架构，主要是通过专业目标、专业课程和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与模式来实现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从本科到博士的专业学生。专业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转化为能力体系，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是要通过所掌握的能力回归实践的，因此实践是对专业体系以及知识体系的检验。学科、专业和实践之间形成“转化关系”，即实践系统向学科系统转化，学科系统向专业系统转化，专业系统再向实践系统转化，这就形成了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创造、生产、应用与检验的闭环。这个闭环的运行需要具体落实到以下四个转化：

　　（一）中外理论间的转化

　　中国新闻学通过百年实践已发展出较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后一直处在“西学东渐”的状态中，但在多年的批判吸收后学界逐渐达成一个共识：社会科学理论兼具时空脉络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但苦于适配中国脉络与国情的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缺失，传统传播学在解释中国特色的传播实践问题上一直“水土不服”。之所以我们在明知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利益的时空脉络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对其割舍，就是因为它在大众传播时代的解释力具有普遍性。换言之，西方社会脉络的特殊性与传播规律的普遍性同时内隐于传统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即使中国学者有“理论旅行”的自觉，但在使用理论解释在地经验时，仍无法避免地会进入传播学理论“胎生”于的西方语境框架与范式之中，于是就出现了“中国经验”当作西方理论的“注脚”、用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中国实践甚至神话西方理论普遍性的学术风气。“只有改变游戏规则，才能得出另一个选择。”（库恩，1962/2003：33）今天的中国，是以“启蒙变革”与“救亡图存”为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实践创新的中国；明天的中国，是通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是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基础上，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这是构建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最基本的历史脉络和时代语境。“在不同的从事科学的方式中必须做出选择，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选择必然是要取决于未来的前景。”（库恩，1962/2003：157）任何革命性的新技术、风靡全球的新文化思潮以及具有普遍性的外来理论都可能、可以、也应当成为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与学子学术想象力的外因，但中国脉络与时代语境必须是构建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根基。

　　“普遍性与特殊性间有辩证关系，社会科学是处理这种关系的一门艺术。”（李金铨，2014）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绝不是搞学术民族主义，“去西方化”也绝不是对西方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要承认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具有群体性、民族性与国家性的“价值”“意义”与“意识形态”的。面对外来理论，首先用在地化本土实践去检验有效性，探究其中内隐的普遍性规律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加以区分后再尝试将两者剥离，留下普遍性观念部分尝试解释与解决本地经验的问题，在这个逻辑下的“去西方化”首先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然后以衍生的形式创新改造出新理论，再拿出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检验，同外国学者交流。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一定是经历过世界范围反复实践、反复改造、反复验证的理论。例如在《报刊的四种理论》基础上衍生出适合不同国情与阶段的发展理论、新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等，这其实就是理论对话过程，也是理论最大的意义：启发性。所谓“中国特色”知识体系，一方面指从中国国情出发回应中国之问与人民之问，另一方面指从中国的视角回应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中外理论之间的转化要做到“一方面拒斥普适性的帝国主义，一方面排除特殊性的偏狭主义”（李金铨，2014），否则可能一事无成。理论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辩证关系，同时也具有程度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下，理论之间存在层次、类别与维度之别，对理论范畴化同样至关重要。

　　（二）实践与理论间的转化

　　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处在转型迭代自主创新的关键机遇期，从全球发展与时代脉络看，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与后疫情时代，全球化、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新全球主义，工业革命4.0、全球治理模式4.0，平台经济、平台社会与平台 媒体等问题和议题均与传播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从中国发展的时空方位看，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通过百年实践取得了巨大提升，硬件实力跻身全球前列，媒体融合、平台社会与数字中国等新型传播实践与形态发展如火如荼。媒介实践活动在今天已“上升下沉”贯穿遍布人类生活世界多维领域，不断引发对哪些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应用实践领域等理论根基的反思和讨论，这对全球新闻传播学固有的知识体系都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受“实践转向”与“媒介实践”理论的启发，面对不断社会化与全球化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国新闻传播学亟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式下通过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构建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的转化过程中，政治秩序、经济模式、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都需要进行重塑与重建。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必须对传播实践的流变做出理论的回应，自觉回答中国、世界、人民与时代之问，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为目标，以转化为方法。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实践转向”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性的保证，有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的保证，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将“实践性与应用性”视作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主体性特征。以此为前提，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应当来自实践的转化，而具体的新概念、新范畴与新表述也应能够转化为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一整套中观的概念，才能把握媒介嵌入深层社会空间所产生的秩序和无序的理论问题”（库尔德利，2004/2014：25）。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能够转化为适配时代语境与在地经验的、同时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解决方案：即包括能够转化为各层面媒介实践的指导思想、核心观念和基本原则的宏观概念，也应包括能够转化为具体策略、路径与步骤的中层理论和能够转化为指导个人日常生活媒介实践的微观理论。

　　（三）多学科知识间的转化

　　《易传》有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世界本是浑然一体，是人类通过发明学科与专业才将世界抽象化、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各种身份（identity）与特点是在整体基础上进行分别化而形成的。在媒介化社会中，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甚至哲学都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具有统摄性的媒介实践的影响，媒介逻辑本就是建设数字中国、平台社会与“元宇宙”的基础逻辑之一。从实践出发，面向未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必然要考虑如何同关联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与知识转化的问题。关切当下，人类实践的轨迹似乎正是朝着生活元初的样子向前奔赴的。回到起点看问题，我们就能明白学科融合并非“特殊”现象，而是生活世界对“回归”整体的召唤。这种“回归”不是要重回混沌，而是一种面向未来大道至德的实践，是在承认世界同一与辩证统一的基础上顺应天道的融合式发展，而融合的关键在于学科间知识的转化。若从认识论层面讲，也可以理解为将对理论的态度从本质论转向为过程论。从工具理性看，区别各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同的主体性很重要，这是发现世界的效率保证，但从价值理性看，这绝不是解释与启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环节。未来的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更需要从寻主体、划边界、守城池的固化的学科学术观念转向多元对话、开放转化、价值关联的实践范式。在过往的学术融合实践过程中已经有不少案例表明，多元交叉之处最可能是发展创新的突破点，传播学在诞生之初就被施拉姆描述为一个具有多学科交叉特质的知识领域，而新闻学素来也有杂学之称，新闻传播学在媒介技术加速革新的时代自然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中最具创新引领性的研究领域。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从实践范式出发，重点关注交叉融合之地，将“媒介转化”或“媒介实践转化”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通过发挥实践引领的学科特质同关联学科进行知识的创新融合与转化，从相对成熟的中国特色学科领域中汲取营养，例如中国特色社会学已经取得了不少扎根中国实际的原创理论成果，比如“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等，都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启发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理论生成的肥沃土壤与实践田野。至于所谓的学科主体焦虑和学术身份认同问题只是学科建制的副产品，实践表明新闻传播学不是一门学科的自娱自乐。有志于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学者与学子， 需要勇于、乐于和善于在交叉碰撞中创新、在开放包容中治学、在多元视角下求真，积极拥抱现实生活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更大的共同体，锻炼出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必备的多领域知识转化的能力。

　　（四）机制与评价的转化

　　实践是建构知识体系的源头与出路，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才培养要根基于实践、检验于实践。中外理论间的转化、实践与理论的转化、学科间知识的转化需要落实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与教育之中，最终落实在人的实践。在力量转移与价值转移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与教育的观念、措施与评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范式”之中进行重新设计。首先，随着全球化深入，各种后现代思潮全球流动，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不可动摇，但价值观多元化也势不可挡，来自世界的各种思想与观念在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多理论资源和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时常会引发尤其是青年学者与学子在坚持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失焦现象。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要妄自菲薄，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这里绝非提倡“偏狭的民族主义”学术实践，而是提醒要谨防“普适性的帝国主义”，要自觉识别外来理论与概念背后的语境脉络与文化肌理，保持“在地”与“全球”的随时互动（李金铨，於渊渊，2018），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将西方理论融合转化进适配时代语境与中国国情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之内。其次，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构建除了需要成熟专家学者们的当下的学术贡献外，更需要关照对下一代的教育与脉络的传承。具体讲，应以对“政产学研用”之间系统协同创新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重新设计为落实改革的出发点，以此对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与教育教学机制进行实践范式的革新。当下全球知识界也正经历着向后科学知识社会学（Post-SSK）的转向，其中“文科实验室”受到广泛重视，这种尝试为多元维度与力量的行动者提供了一种合理协商对话与系统协同创新的有效机制（解志韬，2022）逐渐成为未来学科“内生与外向”发展兼备的重要机制。我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提出：“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2019年，科技部批准建设成立了“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实验室”“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超高清视音频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家媒体融合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样同时面向“政产学研用”的具有平台特征的机制机构，使在实践中研究、在实践中教学、在实践中发展和在实践中检验的创新式项目化学科发展得以实现。“文科实验室” 是一种回应实践趋势而专注于“交叉领域”的机制载体，对于构建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来说，它为中外理论文化沟通、多元学科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转化等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机会与平台，这种创新机制可以在全国范围进行分层分类建设推广，逐渐形成立体系统的项目化学科体系。最后，评价体系是学科发展的“指挥棒”，只有实践范式的评价体系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成果。创新提升实践在学习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用评价引领价值方向，引导学者与学子在科研学习过程中随时保持理论与实践的联动，通过扎根实践发现真问题，更多培养出具备发现价值和判断价值能力的“探究者”。只有重视重回历史现场、立足全球实践和面向共同价值（胡正荣，王天瑞，2022），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有可能不断培养出具有正确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人才队伍， 才有可能构建出具有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

　　八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取法于上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若脱离实践远离行业的话，只会成为象牙塔中一套封闭的、内卷的学术游戏。这种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今天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媒体等各领域和各层面的实践中正发生着价值转移与力量转移，各种关系重塑、秩序重构、格局重组和底层逻辑变化。而这些转移、重构与变化都是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概念化（conceptualize）、范畴化（paradigmization）、框架化（framification）和普遍化（generalize）的真正缘起和基础。一个合理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的形成，首先需要概念化。概念一定是对现实实践问题的一种抽象。当实践概念化为理论后便具有了复制的可能性，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与拓宽，理论的外延覆盖面也随之拓展，逐渐范畴化，在已有的范畴基础上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范畴，当理论不断框架化后，其中的普遍意义也会在不断被讨论中显现，逐渐兼具在地意义与普遍意义。

　　如果要让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让新闻传播学学科在哲学社会科学之林中具有合法性和重大影响力的话，就需要在以下四个层次中下功夫：首先第一个层次，是研究成果要在信息层面具有影响力，简单讲也就是学科的论文或者研究课题至少在学界被人转引，这是最低要求；第二个层次，是研究成果要在认识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上对学界和实践界都能产生认知上的影响；第三个层次，是在认知影响之后，还能够对整个行业与整个学科未来的走势与走向形成研判意义上的影响；最后最高层次，就是能在国家决策层面产生影响，例如美国的健康传播、科学传播以及其他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实际上都不仅仅是学术圈内的你引我引他引的内卷，而最终都逐层影响到了学界、业界与国家层面的认识、研判与决策。

　　引用唐太宗李世民《帝范》中的话：“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应用性是新闻传播学的底色，其学科的合法性本就是建构在学者业者共同努力之上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只有基于实践，致力于从影响学界认知，到影响业界研判，再到影响国家决策之高度，如此一来，才有可能迎来新闻传播学在整个学科领域中的重大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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