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文忠：日本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2023-03-14 作者：盛文忠 来源：《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

    区域国别研究在日本被称为地区研究（日语为“地域研究”）。日本的地区研究历史较长且经验丰富，其研究范式和内容也独具特色，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水准受到了日本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尤其对中国、俄罗斯、美国及东南亚、朝鲜半岛有着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地区研究的大国。日本的地区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起步早，历时悠久，积淀深厚。日本的地区研究发端于自古以来的“汉学”，至少可上溯至江户时期（1603–1868年）和明治时期（1868–1912年）。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汉学”传统，江户时期“汉学”趋于成熟，与日本本土学术“国学”、荷兰学术“兰学”鼎足而三，为一大显学，德川幕府还把汉学中的朱子学尊为官方哲学。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文化现代转型的推进，汉学逐渐失去了官学地位，但仍然是一个未被忽略的学术门类。现代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可上溯至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这段时期日本的地区研究主要是为其殖民扩张和占领服务的。明治维新之后采取的扩张政策和殖民活动主要在东亚，所以日本的亚洲研究（日本称东洋研究）起步较早。

    日本的地区研究从战后开始逐渐制度化。战后初期，日本面临美国占领、美日结成同盟以及美苏冷战格局等全新的国内外环境。此外，日本地区研究的主要对象——东亚地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半岛的分裂、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等。日本战败导致战前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地区研究机构纷纷解体，日本的地区研究出现短暂空白。战后美国在日本对外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基金会对日本地区研究项目的支持，以及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日本地区研究人才的回归，使日本新建立的地区研究体制深受美国地区研究的影响。在研究内容方面，由于以前主要研究对象的变化，日本既有的地区研究体制也得到相应的调整。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在吸收借鉴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地区研究的概念、理论、方法以及开展地区研究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又保持自身地区研究的传统，在充分占有资料和获取信息的基础上追求本国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创性，将地区研究的各个环节做实做细，逐渐发展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区研究大国。

    第二，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数量众多。日本的地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虽然没有专门的数量统计，但从部分研究机构的人数便可见一斑。战前的满铁调查部（満鉄調査部），巅峰时期雇佣人员超过2000人；战前的东亚研究所（東亜研究所），最多时研究人员数量超过1000人。战后成立的东方学会（東方学会）现有会员超过1500人。1953年成立的亚洲政经学会（アジア政経学会）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区域学会组织，会员超过1000人。美国学会（アメリカ学会）会员人数约为1300人。由于日本的地区研究起步较早，尤其在亚洲研究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积累，由此造就了不少地区研究专家。战前如中国研究者内藤湖南(Naito Konan)、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中山优(Nakayama Masaru)，美国研究者高木八尺(Takagi Yasaka）、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印度和伊斯兰教研究者大川周明(Okawa Shumei)，东南亚研究者板垣与一(Itagaki Yoichi）等，战后如中国研究者毛里和子(Mori Kazuko)、天儿慧(Amako Satoshi）、国分良成(KokubunRyosei)、高原明生(Takahara Akio)，东南亚研究者白石隆（Shiraishi Takashi)、山影进(Yamakage Susumu)，俄苏研究者木村汎（Kimura Hiroshi)、下斗米伸夫(Shimotomai Nobuo)、松里公孝(Matsuzato Kimitaka)、岩下明裕(Iwashita Akihiro)、袴田茂树(Hakamada Shigeki）等。

    日本的地区研究机构数量众多，战前和战争期间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其一，位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東亜同文書院）（1900–1945年），负责培养从事对华工作人才、搜集情报和研究出版各种内部专题调研报告；其二，总部位于大连的满铁调查部（満鉄調査部）（1907–1945年），是日本的国策智库，主要从事包括中国东北（伪满洲）和朝鲜的历史地理、华北资源等方面的调查活动；其三，东亚研究所（東亜研究所）（1938–1946年），是日本企划院下设的国策研究机构，从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视点出发，对中国东北（伪满洲）、南洋、蒙古、苏联远东地区、印度（含缅甸）、中近东、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其附属岛屿进行综合性的地区研究；其四，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帝国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41年至今），以对东洋文化展开综合研究为宗旨，内容涵盖文史哲、政法和经济商业三大领域。战前日本的地区研究尤其是东亚研究，在组织机构、研究人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政策影响等方面，均已具备相当规模，研究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日本地区研究的主要特点均已基本定型。

    战后日本地区研究机构大致可分为由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由法人代表、学会、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以及在大学里设立的研究机构三种类型。由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財務省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国立研究開発法人科学技術振興機構中国総合研究交流センター）；由法人代表、学会、协会形式运行的民间团体组织主要有：东洋文库（東洋文庫）、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所）、东方学术协会（東方学術協会）、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日本現代中国学会）、亚洲政经学会（アジア政経学会）、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在大学里设立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美国学会（アメリカ学会）。这些新成立的地区研究机构，很多都有美国支持的背景。由日本政府出资成立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下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则是战前和战后日本地区研究密切联系的结果。其宗旨是加强对战后亚洲的研究，密切日本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现已发展成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为重点的地区研究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组织和研究模式深受“智库元祖”满铁调查部的影响。

    第三，地区研究在日本国内学术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地区研究在日本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体制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一直是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主要研究领域。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学科体制方面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相关课程在大学里颇受学生欢迎。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区研究的半官方研究机构，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等。在日本学术会议中，地区研究有一个专门委员会，并且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主要资助领域。日本各主要大学普遍设有地区研究的教学和研究部门，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日本的地区研究不仅没有被定位于学科之下，而且在理解现代社会方面发挥着部分基础性的作用。但在日本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加剧、政府削减大学拨款的背景下，日本的地区研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第四，研究方法独具特色。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但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地区研究的成果时，并非全盘接收，而是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一，重视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对日本的地区研究者来说，实地到访研究对象所在地，几乎是一个铁律。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日本为巩固其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自然状况、资源禀赋、风土人情、经济作物、政治社会结构、契约制度等方面的详细调查，后又在中国东北（伪满地区）、华北和东南亚占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使用的方法类似当前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调查方法，将详细具体的调查成果系统整理成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撰各种内部报告和公开出版物。战后日本的地区研究者也一直秉承着这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

    其二，重视对英语和当地语言、文化的学习。日本的地区研究非常重视对英语和当地语言、文化的学习，并以此作为地区研究的基本门槛。为帮助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掌握当地语言和了解当地情况，日本外务省很早便设立了特别调查员制度，邀请专家学者到其研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驻馆研究。

    其三，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地区研究在很大程度是一种经验和实证研究，需要长期的可靠、系统、可持续的资料支撑。日本主要的地区研究机构普遍都配备有高水平的附属图书馆或资料中心，而且尽量提供方便的检索和查阅。例如爱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珍贵文献《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旅行报告书》。

    其四，重视传统的历史实证方法，重视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细致入微的全方位观察和分析。推崇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进行详尽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无法适应研究课题的综合化趋势，因此学科联合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合便成为必然的结果。日本的地区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很少使用复杂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

    其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及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寻求理论创新和构筑自身的理论特色，较少抽象地讨论理论。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需要精耕细作和常抓不懈的领域，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需要长期的培养和训练。日本的地区研究处于一种较为良性的发展状态，其研究路径和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者学习和借鉴，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可以开阔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批判性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外的理论、概念，并结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实践，探索反映中国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是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简单挪用国外的理论和概念无法有效解释各个区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探究区域国别研究的动态性结构，不仅对于在理论上理解该区域各种现象极为重要，通过考察该区域难以改变的特质本身，还可以预测该区域的中长期的变化趋势，这是进行中长期前景展望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其次，日本的地区研究成果可以为解决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提供参考。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的研究范式都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微观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因此不仅需要不断积累对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微观定点观测调查，也需要加强与国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和机构交流互动来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比较，致力于建构新的研究范式。

    最后，日本的地区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收集文献资料和考证提供有益的帮助。日本的地区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实际调查和文献资料收集和考证的基础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成果及时获取信息，为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当今世界格局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改变，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需要关注国外的相关研究。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两国存在着广泛多元联系，掌握日本的地区研究动态和成果，及时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提供精准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在当下具有不言而喻的战略意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