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埃佐·曼奇尼（Ezio Manzini）：国际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主席、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社会创新设计教授

　　 蕾切尔·库珀（Rachel Cooper）：欧洲设计学院院长、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当代艺术学院设计管理与政策教授

　　 孙磊：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设计策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走进21世纪，设计的生命力越来越紧密地融入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进程。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设计在文化资源转化、文化凝聚力、竞争优势、跨文化对话以及国家声誉等方面，日益展现突出的价值与功能，尤其是设计所生成的艺术形象建构与国际化特质，正在成为设计领域的前沿话题，也是近年来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社会创新设计教授埃佐·曼奇尼、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当代艺术学院设计管理与政策教授蕾切尔·库珀、中国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孙磊等学者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为增进中外学界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学术交流，近日，本报特邀上述学者进行了一次远距离的对话。

　　 设计软实力体现文化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孙教授，我们注意到您近年在学术论文中和国际论坛上多次提出“设计软实力”概念，请您谈谈是基于哪些观察和思考提出这一概念的？

　　孙磊：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竞争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设计作为一种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文化竞争的首选因素。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2021年正式提出建设“设计软实力”，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支持。从设计机会上看，21世纪兴起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生产性人口结构与创造性人口结构的比差调整，更多的生产力增长机会，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另外，设计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主观建构，不仅可以创造独具的吸引力，而且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聚合关系，对驱动经济提振、社会变革、城市更新、环境改善和福利提升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设计挑战上看，回答并解决本土文化资源创新转化手段的匮乏与丰富的文化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相对薄弱的现代文化吸引力与深厚沉潜的传统文化影响力之间的矛盾、中华文化更深层次结构内涵的张力与浅层次的模仿表达能力之间的矛盾，以及进一步消解中国制造存在的设计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矛盾、技术创新领域阔步向前和非技术创新领域裹足不前之间的矛盾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开发和提升设计的软性价值。

　　可以说，设计创新不仅是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力量，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软实力传播的重要载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人们对设计的理解可能更多指向“物”，您提出的“设计软实力”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设计有什么不同？具体内容是什么？

　　孙磊：我经常借用“磁化效应”这个物理学名词来解释设计和设计软实力。设计具有类似磁体的功能，通过发挥设计的外磁场作用（设计思维和技巧），去磁化、吸引各种磁性材料（文化、科技等要素），在产生强大的磁吸力的同时，赋予这些磁性材料以新的磁性（关系、意义、价值、声誉等），这就是设计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在现实中，我们往往习惯从显露的冰山去解读“物化”的设计，却很少关注隐藏在海水下面看不见的“非物化”设计。设计的真正中心不是“物”，而是“物”的使用者或者使用者与自然、社会、环境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和意义的契合。这样来看，发现相关、创建意义并转化为价值，才是设计创新的本质。人类任何的设计活动，都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个过程鲜活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创新力量。

　　中国当代设计需要从狭窄的概念中跳出来，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运用系统思维并结合其他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来探索“新地域设计与文化资源转化”“设计社群与文化凝聚力建设”“设计型制造与产品竞争优势”“跨文化设计与跨文化对话”“设计政策与品牌声誉”以及“设计素养与大学教育”等宏观、微观方面的现实诉求，有助于展现出设计创新实践内在的“设计软实力”质效。同时，我们也期待通过对这些新理论的思考，推动设计在更广泛的领域释放“磁化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库珀教授，对当地社区和世界来说，您认为增强“设计软实力”意味着什么？

　　库珀：“软实力”是指用文化价值观、美学和其他有形、无形的特质，而非通过武力或胁迫来施加影响的能力。设计是一种过程和活动，它汇集了技能和知识来进行创造，无论是创造一个场所、一座建筑、一种产品、一种交流，还是一种服务。创造是一项由个人和团队进行的活动，而如何实现目标则取决于创造者们的技能、背景和文化。因此，软实力的发挥不仅取决于最终设计，还取决于它存在的背景、设计的所有权和接受度。设计软实力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糟糕的设计对社区和世界产生负面影响，而良好的设计则产生积极的影响。

　　 设计：问题解决者和意义制造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设计作为一种创新型文化，既具有本土意识，又兼具“超国界”特征。英国以及欧盟在“确立欧洲设计”方面有哪些做法？

　　库珀：欧洲设计不是一个特定的实体，它是由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及观点混合而成。例如，意大利的手工艺品设计在美学和风格上都与瑞典的设计不同。然而，我注意到，在过去30年间，英国和欧洲大陆在工业和社会设计方面有了协同性，在学术界尤为如此。

　　1995年，我与欧洲各地的同事们共同成立了欧洲设计学院（European Academy of Design），汇集来自欧洲各地的设计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处于职业初期的学者，与之讨论设计，助其发展设计研究事业。学院成立初期，博士人数很少，设计研究也很少。此后，通过20多场会议，服务设计、社会设计和政策设计等新领域不断涌现出来。英国和欧洲政府资助了越来越多的设计研究，设计领域的学者和其他学科学者的合作更加普遍，从而对设计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从设计政策的角度，谈一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欧洲设计的创造性方法？

　　库珀：随着设计研究的发展以及欧洲设计协会（BEDA）等专业机构的建立，设计不断影响着欧盟的政策制定。例如，欧洲设计领导委员会于2011年由委员会副主席安东尼亚·塔亚尼（Antonia Tajani）建立。其作用是在国家、区域或地方层面加强设计在欧洲创新政策中的作用，并制定共同愿景优先事项和行动，使设计成为欧洲创新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领导委员会确定了21项政策建议，旨在将欧洲设计推向全球舞台，将设计融入欧洲创新系统，在欧洲企业、公共部门以及研究和教育中融入并发展设计。这些政策建议发表在一份名为《欧洲设计领导委员会报告及建议——为发展与繁荣而设计》的文件中。通过这些政策建议与后续项目，设计行业和学术界得到了资助，使其能够通过学术出版物、展览和会议广泛地促进欧洲设计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曼奇尼教授，您提出并践行以设计推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引起全球设计界的普遍关注。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设计力量才是真正推动社会变革的新动力？

　　曼奇尼：设计总是在软实力方面发挥作用。事实上，就本质而言，设计具有双重效力：它通过提供方案来解决问题（设计作为问题解决者），又通过讲故事来产生意义（设计作为意义制造者）。这两种效力彼此密切相关：提出解决方案的同时即是传达了新的意义体系，反之亦然，通过产生新的意义体系（即通过讲述新故事），新的解决方案变得可以接受并具有吸引力。因此，既然软实力是指通过说服达成共识的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说，设计本身就具有软实力。例如，超轻型自行车（解决方案）的设计表达的故事是“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意义），同时，“让人们重视可持续的交通方式”这一政治意愿（意义）也可以通过超轻型自行车（解决方案）来传递。产品设计如此，服务设计也是如此。例如，可以设计一个老年人社交中心，非老年人也可以参加（解决方案）。这就是在讲述一个代际社会的故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老年人不会受到区别对待（意义）。反之亦然，这一社会理念的推广（意义）可以通过创建这样的中心（解决方案）来实现。这两个例子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设计如何作为一种软实力工具来实施社会层面的行为转变。

　　此外，面对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解决方案之间的关系，设计师们无论是支持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还是在确认和加强现有的和主导的行为、思维方式，他们都有意无意间行使了软实力。

　　在我看来，每一种形式的设计，如果方向正确，都可以促进生态转型，从而促进经济转型。2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设计如何促进、支持和传播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出现的社会“创新”案例。也就是说，设计如何能够激发、支持和传播协作式的、可持续的和有韧性的生活和组织形式。关于这一点，我在《日常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Everyday，中文版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0年出版，钟芳译）一书中做了详细的阐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了“为社会创新而设计”“协作组织”等话题。这些观点、想法和价值观能被视为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由设计驱动的软实力”吗？

　　曼奇尼：当然可以。但在语境中应该有所改变，它的价值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且应该得到一些公共政策的支持。具体来说，生态转型需要重新定位生产和消费方式，更根本的是思考和实践方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说出现了“社会创新”，在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在这之中，新的想法和新的实践开始涌现：从“协作福利”的案例（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爱和互助的关系）到“邻近系统富集”（公民积极参与社区的复兴），从“分布式生产系统”（社会和循环经济实验）到“城郊和都市农业”（城乡之间的新关系）。反过来，所有这些社会创新都是众多项目的结果：广泛的设计源于人人能够想象新事物并将想象付诸实践。这种设计能力，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人都被赋予了的能力。

　　说到社会创新，设计和设计师这两个术语应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使用。设计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能力，当我们将其付诸实践时，我们真正成为了设计师（扩散设计）。设计成为一种专业技能，由那些接受过设计师培训并专业参与设计过程的人（专家设计）来实践。我在《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Design,When Everybody De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ocial Innovation，中文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出版，钟芳、冯谨译）这本书中，对设计和设计师这两个术语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简而言之，在社会创新方面，设计专家的任务是用他或她的技能来刺激和促进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广泛的设计资源，即所有参与者扩散设计的能力被激活了。

　　 城市“设计社群”激活万众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库珀教授提出凝聚设计、科技和文化的力量，使之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社群复兴的驱动力，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认识的？

　　库珀：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宜居、可持续和健康城市设计工作。设计不仅有助于城市设计和发展，而且作为一门学科，它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可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区内部的各种观点结合在一起。作为设计研究人员，我们参与了许多研究项目，如“宜居城市”以及“为全球和社会福祉改造城市工程”。后者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五年研究计划，旨在通过设计和施工使英国城市更加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增进人民福祉。为此，我们开发了独特的“城市分析法”，衡量城市在人员、环境和治理方面的运作和表现，同时考虑福祉和资源安全。我们使用设计来了解低碳、资源安全、宜居的英国城市的未来愿景，并与多学科专家团队一起探索，确定当下的任务。此外，我们利用设计与社区合作，共同设计地方政策。我的同事米里安·卡尔沃（Mirian Calvo）博士与年轻人一起开展了一项地方营造计划，另一位同事娜奥米·雅各布斯（Naomi Jacobs）博士致力于地方政策制定和物联网伦理政策设计。这一领域的项目数量繁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请参阅：https://imagination.lancaster.ac.uk/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报》：孙磊教授也提到城市“设计社群”创建与万众创新和大众凝聚力塑造有着紧密关联，在您看来，城市“设计社群”建构的维度以及路径是什么？

■曼奇尼著《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 资料图片

　　孙磊：“设计社群”的核心就是要确认艺术与文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传统经济模式转变为“创意阶层行业”，不少工业时代的传统城市将逐渐没落，创业的重心将转向重视创意、智能和文化的城市，设计的“亲社会性”和“社会复原力”作用将越来越突出。这个阶层的人群都具有创新精神，注重工作独创性、个人意愿的表达以及对不断创新的渴求。“设计社群”建构的本质是借助文化资源，通过将个体设计活动“群体化”，复活草根的、大众的、民主的创造活动，发挥设计在解决社会凝聚力危机、归属感、身份认同、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社会韧性和福祉等方面的价值，形成“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设计社群”关注人的“聚落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如何决定社群和个人的特性。它以公共需求和在地问题为中心，强调心智的精神联结，在面对教育、健康、环境、经济等社会关键议题的挑战时，创造一个挖掘公民能动性的契机，加快互助式或协同式设计的外部使用，在加快推动城市更新工作的语境下进行价值共创，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创新地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它不是一套另起炉灶的技巧和方法，而是要求确立一种新的城市复原文化，以及一种审视设计对人类社会凝聚的影响和作用的方法。

■孙磊著《工业设计供给：创新、质量和管理的涵义》 资料图片 

■库珀著《设计的议程：成功设计管理指南》中文版 资料图片

　　 跨文化设计增进对话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艺术似乎蕴含着超越语言的一种“全球性”语法，设计是否有可能在一些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发挥作用？

　　曼奇尼：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今天的设计，在此被理解为一种能够影响现有事物的文化活动，必须质疑它能发挥何种作用和怎样发挥作用。这一问题的中心概念，在我看来，是“世界主义”，即不同文化之间的生成性互动，其中每个文化都保持自己的特点，同时通过其他文化来丰富自己，也就是说，找到共同的主题和目标来合作。

　　这一世界主义是跨文化对话能力的成果，也就是说，能够让不同的立场互动，并认识到相遇、相互倾听和思考所听到内容的重要性。今天，人类社会是否有可能发展世界性的文化和实践？原则上来看，我觉得可以。世界主义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如果同时存在对抗的多样性以及允许交流和理解的共同基础，那么对话是可以实现的。当这两个条件具备时，多样性之间的相遇可以成为一种生成性对话，它可以产生合作、丰富所有参与者的文化，并成为一种新的、清晰的集体智慧。今天，维持这种跨文化对话的共同基础已经出现，这就是全球生态危机。证据清晰地表明，它可以成为上述对话与合作得以开展的基本前提。

　　回到设计，我们来讨论它在创造所谓的生态世界主义的实践文化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是探讨在生态方面，为了进行对话与协作，如何加强和再生所必需的文化特性和共同基础。设计有可能成为新生态世界主义的“代理人”，但绝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设计的软实力会用在不同的方向：全球化被理解为失去地方特色，就像20世纪盛行的那样；或者相反，被理解为死守民族传统，且用这种传统在所谓的不同人群之间建立隔离墙，不幸的是，近年来出现了这种情况；或者走向我所指的方向，即走向多彩和充满活力的生态世界主义，将不同区域的身份和对话的互动交织在一起。

　　DESIS（社会创新和可持续性设计）网络就是一个例子。DESIS建立于10多年前，旨在收集和利用设计大学师生的设计能量，解决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相关的问题。它的国际性从一开始就是它的优势之一：不同文化之间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行辩论和合作。DESIS认为，可持续发展和有韧性的社会必须是多元和多样化的，即是世界主义的。近来在这一基本主题之上，又增加了和平和创造有利于和平的环境这一主题。通过促成和促进跨文化的接触和对话，生态世界主义减少了冲突和战争的风险，换句话说，是在协作中创造和平的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通过跨文化设计，如何更好地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

　　孙磊：跨文化设计实质上就是不同国家和文化间的一种对话方式。在传播语境中，所有的设计行为都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都有潜在的意义，不同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设计这一符号语言进行交往和对话，如“空间语”“颜色语”“图形语”“服饰语”“物品语”等。符号交往是人类特有的交往方式，设计符号所具有的全息互动、跨文化共享和超国界特征，以一种超越文字语言但能普遍理解和通用的“全球语法”嵌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交往行为中，以此打破文化界限，促进文化理解和避免文化误解。

　　增强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能力和对话效果，首先，要了解外部世界怎样知觉自己的文化，需设计出强化这种全球知觉的文化战略与政策。其次，要加强对自身文化的识别、反思、诠释、创新等方面的设计转译能力建设。再次，要强化引发注意、信任、记住和喜爱的设计触动力，形成文化身份特征。最后，要借助国际贸易、重大活动和重要媒体，增强设计师、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员的行动能力，形成更广泛的文化扩散。

　　曼奇尼：可以肯定，设计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交流。那么设计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我看来，设计在这方面的作用应该是促进生态世界主义、创造福祉的理念，在中国文化的框架内表达关爱、亲近和协作的普遍价值观，并将其具体化。

　　为此，需要知道如何加强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其付诸实践，并置于全球生态转型对话的领域。我们都知道，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都可以置于国际背景下得到发展。此外，如果以对话的形式提出，则可以建立与其他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为生态转型合作提供机会。

　　我无法具体说出设计如何以对话和世界主义的方式促进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播。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同事们会有许多真知灼见。但我可以指出，在实践方面，中国的设计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早已能够感受到。许多产品加入了中国的构思，带有明显的中国精神和文化元素，比如TikTok、共享自行车、光伏电池板等在世界上大获成功。

　　基于此，我们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中国设计和制造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怎样的文化？它们有助于构建什么样的福祉观念？具体来说，中国正在设计和生产的产品通过什么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发关于生态转型的集体对话？

　　库珀：设计是一门基于挑战的学科，我们面临着健康、贫困、气候变化等多重全球挑战。设计师一起合作，了解彼此的文化观点，并与其他学科一起开发适当的和针对特定文化的解决方案。我与国际同事合作开展了“城市健康与福祉国际科学项目：一种系统分析方法”这一项目。该项目由位于厦门的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主持。我的同事伊曼纽尔·采克莱维斯（Emmanuel Tsekleves）教授主持了一项名为“灰尘球”的全球性研究，通过将创新设计研究与健康数据相结合，了解加纳和英国家庭中灰尘传播感染的相互作用。

　　 如何引导“设计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向未来，设计可通过哪些方式获得更高的软实力价值？

　　曼奇尼：我前面的论述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个问题的大部分答案。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设计总是具有软实力的（即使设计的实践者和设计的受益人没有意识到）。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引导设计的软实力。

　　今天，社会面临的多重危机要求我们将所有可用的资源集中到生态转型中。整个生产和消费系统必须在循环经济、社会经济和邻近经济的框架内进行转型。这种转型的发生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人们改变自己的福祉预期，要理解这种变化不是最普遍期望的降低（即减少那些在20世纪视为福祉基础的个人消费）。相反，它引入了一种理念，即将福祉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理念。这种建构能够让人们认识到共同利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以及关心整个地球的重要性。这两个层面对设计同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且提供新的意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即设计对整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何贡献。20世纪初，设计让工业产品在大规模生产阶段变得可以接受并具有吸引力。通过这种方式，设计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向新的繁荣理念转变，也即一种基于消费增长的理念。这个想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大量的人获得了他们认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设计增强了其产生国的实力。这一点，基本上可以从欧洲，其次是美国身上看到。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针对所售产品），还体现在声誉方面，即设计将其产生国呈现为正在塑造新繁荣概念的国家。

　　今天，面对这一理念从长远来看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提出一种新的福祉理念：一种可持续的、有韧性的福祉，基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怀、亲近和协作关系。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设计应该从各个层面上引导软实力，不论是个人层面，还是整个国家的层面。

　　关于这一点，正如我所说，中国的同事们对设计在中国如何引导软实力想必更具远见卓识。我可以确定，中国自身、中国的历史和当下都使她成为一个关键参与者，参与探索在本世纪人类如何达到自身迫切需要的可持续、有韧性、具有世界化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