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骞，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院长（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0225期 第91-104页

　　内容提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黑格尔书写哲学史的基本线索。恩格斯在不同于黑格尔的意义上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建构了哲学派性的判析框架。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框架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围绕着思维与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本身，中国哲学界四种代表性观点颇具特色，在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方面做出了创造性的尝试。在与四种代表性观点相互关联和相互区别的意义上，能在论以“能在”概念为核心阐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中重构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能在论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需要在以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和否定性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以生存实践为基础的“能在”概念就是把握思维与存在统一性和否定性过程的存在论范畴。

　　 关 键 词：哲学基本问题/思存关系/能在论/统一性/否定性/fundamental question of philosophy/the relation between thinking and being/the theory of possible-being/unity/negation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如何理解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如何回答思维与存在本身的关系仍然是当代哲学展开的枢纽。它关系的不仅是哲学史的书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定，更关系到如何理解哲学在当代的发展趋势等问题。在《能在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阐释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视域的初步构想》一文中，我们以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两个范畴揭示能在论的基本视域，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概念为基础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文章就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展开的。但该文没有直接就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进行探讨，更没有呈现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和成就。为此，本文在与黑格尔相对照的意义上分析恩格斯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评析当代中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代表性观点及其解决方案。我们认为，恩格斯诉诸实践过程对思维与存在第一性和同一性问题的解答开启了新的思想视域并且本身需要在新的思想视域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中国学界围绕这一问题从不同思路的展开，已经较为深入地呈现了后形而上学的当代思想视域。在初步揭示当代中国哲学界就此问题的代表性学术成就及其限度的基础上，我们以能在论重构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能在论本身就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视域中的哲学存在论。在能在论视域中，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不再是反思哲学中意识内在性的贯穿问题，而是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题。能在是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和否定性为内在要素的存在概念，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表征为生存实践中辩证展开的开放过程。

　　一、黑格尔和恩格斯不同视角中的思存关系

　　恩格斯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概括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他为什么要强调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呢?就是说，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在近代哲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尤其成为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并没有对此进行阐释。他只是提到，这个问题“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1](P230)。思想阐释史中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引起过重视，好像恩格斯的强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补充，甚至是多余的提法。既然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当然它也就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中，恩格斯这一特别强调中透露出来的重大信息被错过了。这一错过，导致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没有在哲学史发展的脉络中得到深入的探讨，问题的实质及其意义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把握。以至于有人似是而非地认为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是对黑格尔的简单模仿；有人批评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很多的哲学家似乎并不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人认为，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本身还处于近代哲学思存二元论的框架之中；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只是近代哲学而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用这个问题框架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曲解。为了有效地回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恩格斯的这个特别强调出发，在黑格尔的哲学史叙事逻辑与恩格斯问题框架的对照中理解思维与存在何以特别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它如何决定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面貌。

　　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梳理哲学史和建构统一哲学是黑格尔提出并且本质性地展开了的理论工作。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没有达到普遍性意识，不属于哲学史的范围。真正的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而西方哲学本质上也只有古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两个阶段，中世纪只是哲学的过渡时期。“希腊的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虑的对象。[在古希腊哲学里……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被思维的也是存在的，并且是像被思维所认识到的那样存在着，因此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2](P106)这就是说，古希腊的哲学并没有反思性地意识到思维与存在的非同一性，他们将思维中认识的存在看成是存在本身，思维与存在之间保持着一种抽象的同一。在古希腊哲学之后，“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3](P5)。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同一到差异再到对立，构成黑格尔建构哲学发展的基本逻辑。黑格尔多处强调，只有到了近代，“自为思维的出现”才导致了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一切哲学对二者的和解和统一发生兴趣[3](P6)。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变化是贯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基本线索，也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基本问题。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在思维中克服近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建立了统一性哲学。

　　但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黑格尔讲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黑格尔明确指出过：“精神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乃是理念的两个无限的方面。当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抽象地、总括地分别把握住的时候，理念才能真正出现。柏拉图把理念了解为联系、界限和无限者，了解为一和多，了解为单纯者和殊异者，却没有把它了解成思维和存在。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3](P7)近代哲学中对立的思维与存在是哲学思想发展中形成的两个理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哲学思想中形成的两个理念之间的关系。这两个理念之间的对立源于近代哲学的反思建构，而不是感性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近代哲学以笛卡尔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怀疑精神开始，打破了思维与存在在古代哲学中抽象的同一性。“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其实就是“我思”，就是思着的我[4](P285)。内在性的“我思”作为思维着的“我在”与表达绝对外在性的存在概念就在反思中对立起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成了近代反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反思批判是一种思维的操作程序，思维与存在作为两个对立的理念是这一思维操作程序的结果，因此二者之间的对立是由思维建构的两个相互排斥的理念之间的对立。反思哲学框架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自然发生学意义上的思维与存在谁派生谁，谁创造谁的第一性问题，也不是生活中思维是否能够认识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而是在逻辑上思维与存在何为思想起点，内在性的思维如何可能确证外在对象的问题。笛卡尔不会愚蠢到在实际生活中否定外在的存在，休谟、贝克莱也没有在经验上否定物质的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从来不是否定现实中我们都在认识把握事物。

　　也就是说，近代反思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何为绝对起点的问题实际上是思想体系的出发点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实际上是从内在的思维如何确证和把握外在对象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二者作为理念在思想中构成的对立，也就是“非意识的存在”与“非存在的意识”两个抽象理念之间逻辑上的、思想上的对立，而不是事实上的、实践意义上的对立。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连动物也不会象(像，引者注)这种形而上学家那样愚蠢，因为动物会扑向事务，捕捉它们，抓住它们，把它们吞食掉。”[5](P13)其实不是形而上学家愚蠢，而是动物不进行形而上学的思维。只要在形而上学的反思框架中，思维与存在的困境就是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这些困境是抽象思维建构起来的逻辑困境。比如说在康德哲学中，认识是纯粹内在性的过程，意识的统觉只是实现先天知性范畴与内在经验的结合，而经验只是先天直观形式中显现的现象，而不是外在的对象本身。因此，被封闭在内在性中的意识就不可能确证作为“自在之物”的外在对象本身。这一方面意味着自在之物不可知，另一方面意味着知识并不是反映对象并与外在对象符合的观念。认为绝对内在性的意识能够证明绝对外在性的存在并且与之同一，就必然陷入矛盾。很显然，在近代反思哲学的框架之中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费希特的自我对象化，经过谢林的理智直观，再到黑格尔本人的观念论为基础的统一性哲学，实际上都是思辨哲学内部的统一性，是思维在思想自身内部与自身的统一，而没有真正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在黑格尔的哲学史叙事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同一经过差异最后发展为对立，在近代反思哲学中自觉地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将哲学基本问题概括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且也特别地强调了它尤其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看起来与黑格尔的框架十分相似。但事实上，恩格斯的框架与黑格尔存在着根本差异。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的切入思路和分析框架意味着反思哲学架构的解体和哲学新方向的开启。恩格斯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第一性问题，即在时间上的先后和谁派生谁的问题，也就是通常说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同一性问题，思维能否把握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认识论问题。依据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出哲学的派性，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两种不同的哲学路线。从思维与存在关系两个方面的概括可以看出，恩格斯不像黑格尔那样建立在反思哲学的基础上，要处理的是思维中发展成对立的两个理念之间关系。恰恰相反，恩格斯的问题框架超越了反思哲学，它追问的是思维与存在在事实上的、或者说是在实践中的实际关系。黑格尔是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梳理哲学思维的发展进程，而恩格斯是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来判定不同哲学的基本性质。

　　首先，恩格斯提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发生学意义上、宇宙学意义上的第一性问题，也就是谁派生出谁的本原性问题，是事实上物质在先还是精神在先的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只能依据并且必然能够依据第一性问题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此不同，黑格尔从近代反思哲学出发，思维与存在是思维中两个抽象理念之间的关系。反思哲学中讨论的是思想起点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中两个理念逻辑上谁在先性的问题。依据这一点，有了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通过反思批判程序，笛卡尔将“我思”作为绝对起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认识的确定性“根据”[6](P876)。“我思”是思维反思操作的结果，因此只是思想的逻辑起点，它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同样的，比如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存在”作为哲学起点也是思想内部的事情。由这个普全的绝对概念展开出来的思想体系是思想内部的逻辑演绎，而不是物理学实在过程的揭示和反映。黑格尔曾经特别明确指出，哲学的对象是理念和现实性[7](P45)，而不是现实的实在对象本身。在谈到唯物论的物质概念时，黑格尔说：“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7](P115)笛卡尔的我思也好，费希特的自我也好，黑格尔的存在也好，都只是反思哲学框架中的思想开端。当恩格斯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谁派生谁，谁在时间上第一的时候，他关注的不是以哪一个理念能够成为绝对出发点，在思想中是否能够以及如何由此过渡到对方的问题，而是事实上的、发生学上的第一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问题才变成了能够通过历史实践和科学发展逐步证明的问题，而不是哲学思想内部理性证明的逻辑问题。

　　其次，恩格斯提出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1](P231)恩格斯讲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可以看出，恩格斯讲的是实际生活中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到世界，是否能够实际地获取正确知识的问题。而在近代反思哲学框架中，思维与存在是两个绝对相互排斥的理念，因此面临着绝对内在性的意识是否能够达到以及如何达到外部对象的问题。这是反思操作建构的思维困境，而不是直接的经验问题。在批判性的反思意识中而不是实际的认识活动中，才存在抽象的内在意识与抽象的外在对象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反思哲学中“被思维的东西存在于意识之中；在意识之外去思维某物便是虚构的”[8](P797)。实践经验中不会出现这种思维操作程序构成的思想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P135-136)。在与马克思相同的意义上，恩格斯批判不可知论时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P232)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洞察了反思哲学的困境，并且指明了走出这一思维困境的实践出路。当然同样清楚，被恩格斯宣布完结了的“自在之物”并不是康德反思哲学意义上作为绝对外在性提出的“自在之物”，而是诉诸实践过程的“为我之物”。

　　正是因为恩格斯走出了反思哲学的框架，从发生学视角提出的第一性问题就成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志；从实践视角提出的同一性问题就成为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据。恩格斯从现实实践角度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解构了反思哲学的问题框架和问题本身，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之中建立思辨的统一性哲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在近代哲学的框架中合理地解答了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科学地证明了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的哲学立场，而是以实践思维方式走出了近代反思哲学的根本困境，开启了哲学思维的实践路向。因为真正说来，证明唯物主义与可知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是哲学的任务，而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和科学认识过程本身。试图在哲学思维中证明第一性和可知性会重新陷入思想的困境，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9](P134)马克思的这一条提纲实际上宣布了离开感性的实践活动讨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哲学的终结。换句话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生活实践中展开的现实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得到现实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转换了一个看待世界的方式。当人们不再是以反思哲学的方式去证明和回答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时候，二者之间难以贯穿的对立也就自然瓦解了。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0](P526)马克思甚至俏皮地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11](P262)。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宣布了哲学的终结，根本不再去论证第一性和同一性这样抽象的问题，而是将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身，转向了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解剖现代社会，揭示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样，恩格斯也认为，哲学已经被驱逐出了自然和历史的领域，只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2](P28)。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是恩格斯作为判定哲学性质的基本框架提出来的。当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立场交由科学和人类实践过程本身提供证明的时候，也就是说，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本身不再需要哲学提供解答的时候，哲学也就终结了。

　　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和对待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恩格斯本人并不认为哲学基本问题能够并且还需要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解答，更不会认为存在一门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并以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为目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如果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理解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这一基本问题只是被规定为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话，随着这对问题交由实践和科学过程，哲学就从根本上终结了。由此而来，哲学不可能再有发展，哲学研究至多只是哲学史知识的回顾和梳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合法性也成问题，更不用说建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这是今天哲学基础理论创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严重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坚持恩格斯分析框架和否定恩格斯分析框架的严重分裂。坚持者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科学解决了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哲学体系，突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立场；与此相反的阐释路线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去解决抽象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而是超越了传统哲学框架的批判哲学，是一种批判的社会历史科学。阐释路线的分裂引发了一系列涉及理论根本的争论。如何面对和理解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框架对当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至关重要，它已经成为哲学理论创新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思考也大多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并取得了一些丰富成果。下面我们将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界面对这一问题时的几种典型思路，初步清点这些思路取得的成绩和留下的问题。

　　二、当代中国学界在思存问题上的四种代表性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制化的情况下，如何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如何理解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长期受到关注，它以各种方式成为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议的焦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中，既然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那么，它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科学地回答了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李达先生的《唯物辩证法大纲》[13](P9)、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经典著作就是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革开放之初，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了一些新的动向。比如说，夏甄陶教授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存在概念、本体论概念的特殊性等进行了阐释[14](P198，210，221)；李秀林教授认为思维与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关系，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只是其中的两个方面，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最高问题不能等同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将其中的第一性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最高问题[15](P216-223)。但大体来说，这些前辈学者都坚持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总体框架。近些年来，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是不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面对近代哲学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建制、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到底何在、在何种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等，国内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界进行了深入探讨。学者们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观点，甚至建构了具有个体风格的理论体系。在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中，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在学理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我们将在相互关联和相互对照的意义上简要阐释四种典型观点。在我们看来，这四种观点大致体现了当代中国学界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和基本成就。

　　俞吾金教授提出“问题域的转换”概念，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俞吾金教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乃是发自近代西方哲学问题域的典型问题，它绝对不可能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16](P386)。相对近代哲学而言，马克思哲学已经实现了问题域的转换。“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近代西方哲学所主张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当代西方哲学所普遍认同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一关系中，马克思关注的不是人与世界的单纯的理论关系，而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即使探讨到人与世界的理论关系，这种关系也始终是以人与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作为基础和媒介的。因而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实践关系。”[16](P413-414)在俞吾金教授看来，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是“实践本体论、社会生产关系论和社会革命论的一致性”[16](P416)，恩格斯以及受其影响的正统解释都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实质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一致性”的问题域中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因此没有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质[16](P417)，而是将马克思哲学近代化的表现形式之一[16](P386)。

　　像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恩格斯认为第一性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能在内在性的思维中得到科学解决，他诉诸实证科学和实践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解构了近代反思哲学构成这一问题的思维框架和问题本身。恩格斯并不认为哲学本身能够解决这对问题，更没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围绕这对问题展开并科学地回答了这对问题的哲学。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梳理哲学史发展的线索问题，而是判定不同哲学性质的尺度。一种哲学未必直接研究或者回答这对问题，但任何哲学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这对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所有哲学研究的主题，但它是任何哲学最终回避不了的底线问题。尽管马克思不再以哲学的方式去研究和回答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但不能说马克思哲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答案，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如果把马克思哲学只是看成对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显然既没有抓住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也误解了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不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马克思哲学没有停留在近代反思哲学思维与存在抽象对立的问题框架中，也没有停留在唯物主义和可知论的一般立场上。从这个角度看，俞吾金教授试图划清马克思与近代反思哲学的基本界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马克思不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中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恩格斯提问的意义上却不能说马克思哲学超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立场。

　　吴晓明教授立足“意识内在性的贯穿”，强调马克思哲学瓦解了近代哲学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建制。吴晓明教授借用海德格尔“意识内在性的贯穿”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强调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作为基本纲领，马克思哲学瓦解了近代哲学的基本建制，并且由此颠覆了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我们前面说过，以笛卡尔我思为原则的近代形而上学构建起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对立，内在性意识如何达于外在性对象就成为近代哲学的基本任务。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我思出发不可能突破内在性的意识，因为我思的基本建制就在于它没有可供某物进出的窗户，是一个封闭的空间[17](P461-462)。要打破意识的内在性就要求从不同于“我思”的此—在出发，因为“与意识—存在(Bewuβt-sein)中的‘存在’所表达出来的意识之内在性相反，此—在(Da-sein)中的‘存在’指的是那种外—在—于……(Sein-auβerhalb-von…)……此—在之中的存在必定保存着一种‘在外’(Drauβen)”[17](P462)。在吴晓明教授对马克思的阐释中，实践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是打破意识内在性的基本纲领，其意义在于颠覆整个形而上学，核心在于洞穿并瓦解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18](P539)。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最简要地说来，它是实体与自我意识的概念框架，因而是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上的二元论，并因而是‘我思’的内在性”[19](P234)。吴晓明教授认为：“只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意识的内在性才可能真正瓦解；只有当这种瓦解导致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决定性崩溃，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方始向我们积极地显现出来……海德格尔说得对：在现代形而上学中，意识的存在特性是通过主体性(subjektivitaet)而得到规定的。然而，正是马克思的实践纲领，即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原则，决定性地打击了这种作为主体的主体性。”[18](P545)

　　吴晓明教授同俞吾金教授一样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当代哲学。但是在吴晓明教授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不在于实现了问题域的转化，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吴晓明教授的阐释中，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意义恰恰在于以实践为纲领洞穿和瓦解了思维与存在的抽象对立。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表明，一般形而上学、特别是现代形而上学的核心框架乃是思维和存在、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等的本质上的二元论，而这种二元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意识的内在性作基础的”[19](P235)，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首先是本体论革命；而这一本体论革命的真正核心，就是意识之内在性的瓦解[19](P239)，也就是思维与存在对立的瓦解。由于实践纲领实现了内在性的贯穿，“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当代意义就在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中绽露出来的：一方面它意味着整个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世界的历史性没落与崩溃，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实践纲领—历史科学视域的积极开启与生成”[18](P569)。吴晓明教授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对思维与存在形而上学二元论的瓦解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实践纲领实现了意识内在性的贯穿从而解构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建制的话，那么，如何在此基础上正面建构由实践纲领开启的“历史科学视域”还是有待展开的工作。这一工作才能积极呈现马克思哲学乃至整个当代哲学的基本视域。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从意识—存在移居到此—在，事实上只是移居到了作为此在的人身上，并没有走出主体性哲学本身。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作为基本纲领，这种哲学是否也停留在主体性视域之内，甚至相对于意识的内在性而言更本质地是一种主体性哲学?也就是说，实践纲领是否只是瓦解了意识的主体性，而不是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本身?也许我们应该说，任何思想只能转换主体性的视角，但不可能没有主体性的视角本身?这一追问，涉及人关于存在的思考是否能够采取第三者立场的问题。

　　张盾教授建构的“第三人称存在论”，意味着瓦解近代哲学二元论建制的实践原则仍然属于主体性哲学视域。张盾教授指出：“近现代西方存在论就其全部以‘我思’或‘我在’为尺度来决定存在的有效性而言，可称之为‘存在论的第一人称论域’；就其将一切存在的有效性诠释为‘存在的意义’而言，又可称之为‘存在论的意义论域’。‘我思’思路由笛卡尔开创，康德做了伟大的拓展，在胡塞尔手上则走向极端。‘我思’思路把存在问题严格限定在主体的意识领域之内，发展了从直观到概念再到意向性的全部内在化领域的意义给与程序。”[20](P11)在批判意识内在性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以“我在”来诠释存在意义的新思路，但是，“生存论分析以人的生存作为存在尺度，结果是重建了意义论域。……通向存在者存在问题的道路再次被封死”[20](P11-12)。张盾教授认为，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并没有突破第一人称存在论，存在论仍然是以主体性视角将存在理解为对主体而言的存在意义。在第一人称存在论视域中，存在实际上成了在各种意义给定程序中具有某种承诺意义的“x”，“存在问题的焦点由存在者存在转向存在的意义，存在就是被给与性，存在者是‘向……存在’的空位形式，‘自在之物’则是不能究诘的悬设”[20](P32)。意识或者说生存都只是存在者给出自身存在的主体性视域。张盾教授用第三人称存在论来悬置或者说废黜第一人称存在论的论域。“废除了意义论域之后，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之间、‘此在’与‘上手的东西’之间的不平等的主客二元逻辑被废弃，一切存在者自己去存在的第三人称结构作为一个问题提上了议程。”[20](P14)在不引入主体性前提的情况下，第三人称存在论“直接把存在者自己构成并亲历其事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存在论原理”[20](P15)，“凡存在都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存在者在它的存在行为中构成自己的存在事态，存在者亲历其事地与其他存在者相与共同到场”[20](P11)。

　　从张盾教授的第三人称存在论来看，马克思“实践”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仍然停留在主体性哲学的内部，都属于第一人称存在论或者说意义存在论。张盾教授规定了意义存在论的基本内涵，并且精准地勾勒了意义存在论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谱系。存在论是否可能走出这种主体性视域(意义存在论)取一种无人的第三者视角呢?如果“存在论”只能是我们“论存在”[4](P12)，所论之存在必不是存在本身的话[21]，第三人称存在论就需要面对两个相关问题：其一，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只是形式上隐匿了第一人称的论说者，并因此暗含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上帝视角”?这就涉及主体性的论域是否能够废黜，逻辑上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可能的问题，因为像张盾教授说的那样，“存在总是因我们这种存在者的存在状况而成为问题”[20](P22)。其二，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意味着回到了思维与存在非反思的同一性，将存在论所论的“存在者自身去存在”作为“它是”“它存在”本身?这涉及第三人称存在论是否会从现代哲学立场后撤、回到抽象同一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张盾教授说：“存在行为就其在‘内容本身’中构显存在者的存在而言，可称为存在者的‘自—然’。我们希望在一种古代术语的本意上使用这个构词：‘自—然’等于说存在者如其自身所然而然，因此宣示着存在者‘自己去是其所是者’的天行常理，而决非对象性世界的名词性尺度概念。‘自—然’表示世界存在之道的‘法度’，道法‘自—然’。至于根据各种尺度去设定存在并作出诠释的那种存在论景况，我们称之为‘使—然’(使……存在)。”[20](P6)这就需要我们思考，第三人称存在论强调的存在者自身亲历其事的“自—然”天道是否会回到黑格尔批判古代东方哲学时提到的“直接合一”，也就是没有意识到思维与存在差异和对立的同一性立场[2](P95)?在现代的反思哲学之后，这种立场还可能吗?我们知道，孙正聿教授就主张将哲学看成是理性的反思，本质上就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前提批判。

　　孙正聿教授提出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认为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孙正聿教授认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差异不是研究对象的差异，似乎科学以世界的某一领域作为研究对象，而哲学研究世界的全体；也不是理论性质的区分，科学提供特殊规律而哲学提供普遍规律。在孙正聿教授看来，“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它构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的思想。与此相反，哲学是以科学关于整个的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只有思想本身才构成哲学自己的独特的对象”，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22](P154)。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不自觉地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而哲学则将这个作为科学前提的思存同一性作为反思对象，“探索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22](P123)。不仅科学活动而且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包含着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不自觉前提，“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中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也就是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中所‘悬设’和‘承诺’的这个根本性‘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所提出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重新理解和阐释了作为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P123)。孙正聿教授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根本问题。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在观念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人类的实践活动则是在行动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批判的对象，因此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22](P123-124)。“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做了问题，才构成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P162)思存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是内在统一的。孙正聿教授指出，哲学的时代主题是不断变化的，它规定哲学的论域；而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规定哲学的论域，它规定的是哲学特殊的理论性质。

　　我们知道，思维与存在自发的同一性是黑格尔指出的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则是近代反思哲学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哲学作为理论的反思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前提的批判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状况。在古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将思维对存在的把握当作存在本身，哲学的对象不是“思想”，甚至不是作为哲学史的哲学思想，而是存在世界本身。在这样的哲学中，哲学是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把握关于世界的思想的方式。只是到了近代反思性的阶段，哲学才通过反思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思维是否能够证明思维之外的存在和思维是否与思维之外的存在符合一致才成为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地考察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前提只是近代哲学的“时代主题”，而不是所有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哲学不讨论这一问题。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在近代反思哲学的框架中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明确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两个方面都交给实践过程本身去解答。恩格斯甚至因此说哲学终结了。不过，通过孙正聿教授的阐释，我们可以明确，马克思哲学乃至于整个当代哲学视域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回到思维与存在抽象的同一性立场，而是必须保留近代反思哲学非同一性的基本成果。

　　以上我们粗略勾勒了当代中国哲学界同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相关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尽管观点各异，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中国哲学界对整个当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阐释大都围绕着这一枢纽问题展开。前面几种观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包含了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如何面对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哲学终结论，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同以上四种观点相关联和相对照的角度，我们将在能在论视域中阐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当然，我们在此无法详细比较能在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同以上四种观点之间的各自关联和差异。但在总体性的阐释之后，这一切将变得明显。在我们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哲学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理解不能停留在非同一性的反思哲学立场，更不能因为对意识主体性哲学的反思退回到非批判的同一性立场。因此，以能在为基础概念的能在论试图在新的存在论视域中重新表述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通过这一新阐释，哲学作为存在之思将继续保持活力。

　　三、能在论视域中的思存关系及其两个方面

　　近年来，笔者提出并在逐渐完善以能在为基础概念的能在论。如何面对哲学基本问题框架以及如何理解思维与存在本身的关系就是这一理论工作展开的内在逻辑。我们曾经将思维与存在抽象同一的古代西方哲学称为存在概念的直接性阶段，近代则是思维与存在发展成对立的反思性阶段，超越近代反思哲学中思维与存在抽象对立和思辨统一性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阶段[4](P10-20)。能在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哲学的存在论表达，意在探索近代反思哲学之后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形态，由此将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带进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域。能在是以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为基本思想环节的存在概念。存在论差异扬弃了抽象同一性的本体论存在概念，存在论循环扬弃了意识到存在论差异却陷入思辨对立与思辨统一的反思哲学困境。包含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概念的能在论作为统一性哲学，在超越反思性哲学的实践视域中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既克服近代反思性哲学的二元论困境又不回到抽象的同一性，而是以概念的方式表征生存实践作为思维与存在辩证展开的可能世界。

　　能在论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黑格尔在反思哲学的框架中以思维与存在两个理念的发展作为哲学史建构的基本线索，而恩格斯则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两个方面的不同回答划分哲学的基本派别。虽然都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二者却出于不同视角并因此具有不同内涵。能在论以不同的方式同时与二者相关。一方面，能在论对哲学史三个阶段的建构采用的是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视角，它以如何看待思维与存在两个理念的关系作为哲学形态划分的标准，将西方哲学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存在论发展形态。能在论超越近代反思哲学的二元建制和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统一性，刻画和呈现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也就是说，从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能在论对哲学史的梳理和对以实践为基础的统一性哲学的建构，采取的是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视角。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只能诉诸实践和科学的历史过程才能得到解答。恩格斯的这一根本见解实际上指明了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现实关联，而不是思想中的反思联系。能在论认为，恩格斯从根本上瓦解了近代反思哲学框架及其问题，但不意味着思维与存在关系不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意味着实证科学兴起之后哲学本身的消亡。在能在论看来，思维与存在关系仍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理解二者关系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能在论关注的不是观念中思维与存在两个理念之间的反思关系，也不是实践过程才能证明的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因为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不是哲学在思维内部本身能够解决的，而是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问题。能在论对存在的思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握思存关系。

　　如果说近代哲学因为批判古代哲学中思维与存在非反思的同一性而推进了人类思想进步的话，近代哲学在反思框架中构成的思存二元论也构成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困境。在思存对立的二元建制中，存在和思维是两个相互排斥的绝对理念，思想把握到了思维与存在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意味着二者在观念中的抽象对立。黑格尔在思辨哲学的框架中指明了对立的不是实际生活中的物质和意识，而是被抽象掉了具体规定的两个无限理念，并由此揭示了两者作为理念本身的同一性。在《哲学史讲演录》的结论中，黑格尔指出：“哲学到现在为止达到的观点就在于：认识到理念在它的必然性里，认识到理念分裂出来的两个方面，自然和精神，每一方面都表现理念的全体，不仅本身是同一的，而且从自身内产生出这唯一的同一性，并从而认识到这个同一性是必然的。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就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3](P372)黑格尔哲学以思维的方式克服思维与存在两个抽象概念在思想中的对立，从而将哲学理解为“精神的和解”。思维中构成的对立最终只能通过思维的劳作去解决，以便达到与现实和解，因为现实中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抽象对立。黑格尔的统一性哲学由此走到了近代反思哲学的极端边缘，并且成为近代哲学乃至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完成者。只需跨出黑格尔哲学预示但没有最终跨出的一步，将思维与存在在现实中的关系提升为哲学主题，反思哲学的框架就彻底瓦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出了这一关键步骤。他们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瓦解了与生活和现实相异化的反思哲学。当哲学从反思哲学的思辨天空回到现实大地，并从感性的生活实践再度出发的时候，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思维与存在不再是抽象对立的理念，而是在实践中矛盾地展开着的状态和过程，因此是现实存在本身，是由人作为能在开启的可能世界。

　　“能在”这个概念不是用来指相互对立的思维或者存在，而是指人这种具有思维的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毋宁说人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青年马克思曾经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9](P56)“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9](P56-57)。人不仅将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且将自身之外的他者看作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的生存就是此种对象性意识指引下的对象化活动，因此就是思维与存在相互纠缠着的可能过程，而不是完成了的存在者或者静止的存在状态。我们因此称之为“能在”。人是点亮世界的一道亮光，同时也是世界与自身断裂的一次裂变[4](P8)。因为人有思维，或者说世界有能思维的人，存在在人的意志(实践)和意识(观念)中作为人的世界对人存在，因此是思维与存在统一中展开的可能过程和可能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作为能在和世界作为可能世界乃是同一个过程。以人的存在作为能在来建构对这个可能世界的理解，意味着面对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这一基本的“事实本身”。以能在为核心概念的能在论就是面对生存现实的存在之思。它以思存的统一性和否定性思及存在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

　　能在论用存在论差异来揭示和保留近代哲学的思想成果。我们曾经在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意义上阐释过存在论差异概念。“存在论这个概念中蕴含着的逻辑和事实层面的差异，包括了存在和存在论在存在者层面的差异，存在和存在论在认识论层面的差异和各种不同存在论之间经验层面的差异。我们称为存在论的三重差异。”[21]能在论对存在的理解奠定在思维与存在差异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思维与存在非反思的抽象同一性。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能在作为能在论的基础范畴不是指抽象本体论意义上作为绝对起点的物质或者精神，而是指人这种特定的存在者作为物质与意识之统一的特定存在方式及其展开状态。人的存在作为能在是以此差异为基础展开的现象过程，而不是无差异的抽象实体；另一方面，从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能在论只是我们观念地把握存在世界(论存在)的一种思想，而不是被它把握的世界本身。不同于古代哲学抽象的“本体”和近代反思哲学的“我思”，“能在”概念作为统一性环节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包含在自身之内。因此，能在论以“能在”概念为核心对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无意退回到无主体的抽象存在本身，也不认为从意识的内在性走向实践或者此—在乃是移居到了纯粹的“在外”，像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在能在论看来，没有绝对的在外，人只能从人本身出发进行认识和实践。实践或此—在与意识的关系从来不可能相互外在。在这个意义上，能在论保持了反思哲学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取得的基本成果，肯定主体性的积极意义。能在是包含了主体性意识的后主体性(post-subjectivity)概念，而不是反主体性(anti-subjectivity)概念。

　　在存在论差异的基础上，能在论以存在论循环概念揭示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趋向思想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超越性状态和超越性过程，实质是将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辩证统一领会为存在的基本结构。思维和存在从自身出发到达对方的同时返回自身的内在统一就是开放的循环过程。这不是说思维与存在是两个独立实体，能够循环往复到达对方的同时回到自身，而是说现实就是内在融合的统一过程，思维与存在只是我们用来分析这个统一过程的范畴。“存在论循环作为存在的基本结构从根本上打破了抽象同一性的存在概念，在统一性的实践概念中，存在实际上是物质与意识或自然与精神相互构成和相互推动着的展开状态和展开过程。存在论循环是一个辩证的开放结构。一方面，现实的存在由于对象性意识和对象化活动的中介，成为不断展开的超越过程。……另一方面，思维本身是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现实存在过程的改变不断推动人们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形成新思想和新理论。……从理论到现实，从现实到理论，认识过程也表现为不断循环展开的辩证过程。”[21]存在论循环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相互构成对方这一生存实践中展开的存在论事实。

　　能在论中的“存在论差异”和“存在论循环”两个概念，实际上揭示了思维与存在作为现实世界基本矛盾的展开逻辑。在能在论视域中，可以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概括为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题两个基本方面。在产生了思维的物质世界中，思维(意识)与存在(物质)是揭示现实世界的最根本的存在论范畴。思维与存在相互作用中构成现实过程和关于现实过程的观念。因此，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并存是二者相互关系的第一方面，我们称之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是其他关系产生的基础，诸如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能动与被动等都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核心和本质内涵。没有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并存，就没有现实，没有关于存在的存在论问题。肯定思维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是一切存在论的前提，任何问题都是由思维提出并且是由思维去解答的对象性问题。凡是脱离对象性实践关系去追问世界的绝对本原和绝对本质并为此提供抽象论证的哲学我们称之为思辨本体论。思辨本体论总是试图找到一种不受具体时空限制的绝对本原、绝对本质和绝对真理，最终找到的实际上只是缺乏实体性内容的观念抽象，只是抽象的同一性观念。在思辨本体论中，多元差异的现实被还原为非现实的、抽象的观念实体，忽视了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性。与此相反，凡是主张在对象性的关系和过程中把握对象并将认识看成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性过程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实践存在论，即以实践为基础构成的现象学存在论视域。实践存在论认为，无具体规定性的存在只是观念的抽象，存在本身是差异中的对象性存在，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多元差异的世界中，意识在物质世界中诞生之后形成的思维与存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性是构成现实的最基本的存在论状况。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只能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过程中才能提出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才能得到解答，就像在恩格斯那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也就是说，思维作为物质世界的现象在物质世界中的形成过程只能在实践和科学中逐渐得到确认，第一性问题的解决只能立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过程。

　　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不是静止状态，不是两个理念之间的思辨逻辑关系，而是实践中不断超越的可能性过程。因此，我们将能在论视域中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二方面称为否定性问题。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是思维不断地改变现实的同时改变思维自身的否定性过程，思维是能动的否定性因素。凡是否定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构成并因此从某种绝对外在于人的抽象存在及其原则出发的哲学都是抽象决定论。抽象决定论或者因抽象的一元论而将思维看成对存在的被动反应，或者因抽象的二元论而将思维看成内在意识的自我展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脱离了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相互作用，存在和关于存在的思维都被看成是自我展开的决定论过程；与这种抽象决定论相反，凡是立足于实践中思维与存在的相互作用，肯定思维的能动性并将现实理解为辩证否定过程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实践建构论。在实践建构论看来，思维是对存在的否定。思维是物质世界的产物并且能够在认识物质世界的基础上改造这个物质的世界。不论思维对存在的观念把握还是在实践中对存在的改变都是超越存在的过程。这种超越性就是同一性基础上展开的非同一性的建构过程。现实，不论是现实存在还是现实观念都是思维与存在相互作用中展开的否定性过程。抽象决定论和实践建构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客观规律，而在于是否以实践为中介理解这些规律，从而将思维看成否定性因素，并因此将现实(存在和思维统一)看成展开的可能过程。

　　统一性和否定性是在恩格斯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基础上的思维与存在的现实关系，因此可以看成是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在当代的展开方式。在物质世界产生了思维现象之后，现实过程就是物质与意识在差异基础之上展开的、辩证否定的可能过程。因此，对存在过程的理解不可能还原到没有思维的物质世界本身，而只能被理解为实践中展开的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第一方面概括为统一性问题，在肯定世界物质性的同时超越了抽象的物质本体论，思维与存在的差异性扬弃了抽象的同一性概念。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意味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不仅是对象性意识在观念中建构世界图景的认识过程，更是对象化实践活动中依据对象性意识改变对象世界的过程，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变成了可知论基础上非同一性的否定性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思维对存在的认识还是思维参与存在的建构都是超越对象的否定过程。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和否定性是由人的存在引发并且根本上就是人的存在作为能在因此世界作为可能世界展开的逻辑。只要有思维的人类存在，只要人类在思维中把握并且在实践中改变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始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始终是实践中展开的统一性与否定性的矛盾过程。统一性和否定性不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比如说传统的本体论或者认识论领域的问题，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在论理解思维与存在矛盾展开过程的两种视角。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已经率先地瓦解了近代反思哲学的框架，开启了实践为基础的后形而上学存在论视域，能在论只不过是对这一思想视域的概念化表达。恩格斯将反思哲学中提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带到了生存实践的视域中，实际上是立足于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过程解决(或者说瓦解)了第一性问题和同一性问题，由此从根本上拒绝了形而上学的抽象主义和绝对主义。就像列宁指出的那样，“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23](P103)。只有实践过程能够证明唯物主义和可知论，但并不是具体的实践，而是作为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实践过程和实践趋势。葛兰西在评价恩格斯时曾经敏锐地指出：“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这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漫长而艰难的发展所证明的’这一论断所包含的正确概念的种子在于，为了证明客观实在，它求助于历史，求助于人。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换句话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24](P362)绝对脱离主观的客观，就像绝对离开主体意识和主体实践的“存在”只是观念中的抽象一样。人类不可能采取上帝视角，或者说人类只拥有想象中的上帝视角。人只能通过自身看见并且构成他在其中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思维与存在关系，或者说这个现实世界作为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展开，都只能是二者辩证统一和辩证否定的可能过程，而不是绝对的自在过程或静止状态。人存在于对象性的过程之中，认识和实践都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是人类基本的存在境遇，也是任何存在论之所以只能是“论存在”的约束性条件。能在论就是对这样一种存在论境遇和约束性条件的自觉，它扎根于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实践思维之中。

　　通过分析黑格尔和恩格斯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不同视角，以及对当代国内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评论性阐释，我们在能在论的框架中重构了哲学基本问题。能在论以“能在”概念为核心展开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坚持思维与存在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在新的视域中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概括为统一性问题和否定性问题两个方面。这是从思想史和思想逻辑的层面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阐释。但是，这一理论工作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思想史和思想逻辑层面的演绎，而是一项立足于生存实践的存在之思。当今时代尤其展现为人类构成现实的生产时代，因此是建构性精神兴起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通过技术生产和再生产自然与社会，乃至于生产和再生产人类本身，生命工程、人工智能已经走进了日常生活。人正在按照人的观念生产人本身。在这样的技术生产时代，创造性成为基本的时代意识。人们不再以静止的、稳定性的观念来看待世界和现实生活，不再以自在存在的概念理解世界，存在被理解为超越实存和超越现实的创造性过程。”[25](P290)将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关系阐释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意在以哲学的方式表征当今时代的这种基本状况和基本精神，以便存在之思在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中保持着对未来的希望。仅当我们在动荡的存在中深切地感受到不安的时候，仅当我们深切地意识到此种动荡乃是根源我们自身存在的时候，我们才会将哲学领会为事关存在如何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存在之思，它面对的是人作为能在及由人展开的可能世界。因此，思维与存在在实践中的统一性和否定性必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存在之思(诗)的基本问题。当然，这里提到的能在论和建构论本身也只是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刻画存在的存在论方案，只是人作为能在思及存在的存在之思，而不是任何抽象符合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