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瑞,李姝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特征与任务
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网 时间:4/20/2023 8:44:12 AM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 0 次浏览
刘国瑞,李姝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特征与任务
刘国瑞等 高等教育研究 2023-04-18 16:55
作者简介:
刘国瑞(1965-),男,辽宁建平人,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李姝霖(1982-),女,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紧密联系国情和党在各个时期的总任务进行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实践。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特色,又有自身的发展特征。高等教育现代化迈向新征程,要以服务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为使命,紧密结合“两步走”战略部署,努力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内在逻辑;主要特征;时代任务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各领域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自然也包括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而且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具有紧密联系。无论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农业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在所有的现代化领域中,高等教育是具有中国基因和现实特征的典型领域之一。经过70余年来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以巨大的成功从一个重要方面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存在价值,也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涵。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这一命题,既体现了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般逻辑,更扎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殊背景和历程,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1.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般逻辑
现代化是全世界共同关心的命题,也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现代化是现代性在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持续增长和相互拓展与作用的过程。[2]以工业化为龙头、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教育与科技为支撑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必须考虑的基本逻辑。同时,因政体、国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在现代化的具体内涵、价值选择和实现道路上又具有显著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特性与共性的统一。这也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特色的存在提供了合乎普遍规律的大逻辑。
总体上来说,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与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轨迹是同步的,与历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具有紧密关联性。高等教育现代化主要在四个方面持续发展,即大学职能的不断拓展与完善,大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的不断改进,大学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高等教育满足人的需求的能力不断增强。无论是以“目标论”还是“过程论”的视角来定义,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在根本上都体现为治理体系、条件手段、教学内容和理念观念四个方面形成的现实水平和状态。
千百年来,教育一直是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具有特殊规律但摆脱不了从属地位的子系统。[4]受国情、制度、体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运行机理、作用机制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特殊性。[5]世界各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背景、理论、动力和进程均不尽相同,方式与结果也各不相同。[6]高等教育作为一国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拥有国家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因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色彩。关于导致高等教育现代化国别差异或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模式差异的具体因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和分析。
(1)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高等教育现代化至少包括四个构成要素,即区域、组织、技术、文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总是在一定的实体空间即区域层面进行的,这种区域是具有关系纽带和功能连接的自然地理空间、人文地理空间、经济地理空间、教育地理空间的集合,既可以是一个国家或具有统一组织的国际区域(如欧盟),也可以是国家内的某个行政区域。高等教育现代化主要是由正规的组织进行设计和实施的,这种组织既包括负责设计和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党和政府组织,也包括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者——大学。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器”的层面的典型表现是反映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教育教学手段与方法;而在“道”的层面集中表现为与民族特性、组织特点和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理念、观念。除了技术具有相对突出的客观性以外,其他要素都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从实践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有效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都是以特定的国情为背景、与特定的制度相适应的主观建构与实践活动。虽然构成现代化的标志性要素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因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等具体国情差异巨大,高等教育现代化不同模式的内涵与机理可能存在巨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别。[7]无论是将现代化作为目标还是视其为一个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烙印。
(2)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推动力。
总体来说,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物质生产发展的需求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终极目标皆归于人的全面发展。物质生产的充分发展无疑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条件,物质生产的进步根本上也是人的需求的反映。科学技术进步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进步是人不断发现和创造的结果,其在现代化中居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通过什么机制发挥作用,更带有人的选择的因素。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生产过程,阶级社会的教育总是体现统治阶级也就是现代化主导者的意志。总体上讲,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外力驱动为主的现代化,是人基于特定目的与国情而进行的设计与实践,必然反映设计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目的追求。
(3)影响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因素。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影响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的因素主要包括执政者的阶级性、基本的社会制度、国情与文化传统、国家发展环境与任务以及高等教育基础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又可归为两类核心要素,即主体与国情。一方面,高等教育始终要面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任何一种看似普适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都带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内含建构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完全隔离意识形态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复制他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模式并取得成功,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追求之一,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固然有共性逻辑,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目的和路径。
2.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遵循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共性逻辑,在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独特背景和历程。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始终肩负着服务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二是在国家工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发展现代高等教育,三是在重教传统浓厚且国家教育基础薄弱的背景下为超大规模人口提供高等教育机会,四是用很短的时间完成发达国家数百年才完成的任务。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1)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引领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来指导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和理论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紧密关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教育的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以及教育与经济、政治、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如关于教育的属性,马克思指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教育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社会关系决定教育。[8]列宁指出,教育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教育和政治的联系是教育的规律,学校要自觉联系无产阶级政治,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9]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10],“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11],社会生产力“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12],从宏观视角充分揭示了教育在提升人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关于经济基础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只有两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才构成“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教育发展离不开生产资料基础,更要同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3]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如毛泽东指出,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教育作为观念的文化,一方面决定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又同时反作用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14]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和优先发展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教育要培养“四有新人”。[15]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6]
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特别是教育具有阶级性和人民性、具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双重属性等思想,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特色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党深刻认识到教育与经济、政治具有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民生互为前提、互为基础,教育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必须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2)历史逻辑。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始终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从那时起,实现国家独立与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17]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指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也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向同行,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进程息息相关,有针对性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不同阶段的总目标与重点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服务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大力发展支撑工业体系建设的新型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时期,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推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迈进新时代以来,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主线,大力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3)实践逻辑。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基础薄弱以及教育水平落后等国情之上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生产方式十分落后,工业只有采矿、纺织和简单加工零星产业,大量工业产品依赖进口;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119元;195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88元。[18]同期,全国总人口5.4亿人,文盲率高达80%,其中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只有11.7万人。[19]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社会主要矛盾。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底子薄、区域差距大、教育基础薄弱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上述背景,新中国积极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并规划引领、量质并进的现代化推进策略,开辟了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东部后中西部,进而逐步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一体布局、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推进路径。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也走过了从优先服务国家战略、优先满足经济发展需求、以重点建设带动整体转变为统筹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统筹服务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谋求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工业化发展程度很低的国家、在传统高等教育没有经历充分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我国直接开启传统高等教育改造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叠加的进程,完成了规模与质量、普及与提高、发展与治理等多重交织的复杂艰巨任务。
经历70多年艰苦卓绝的探索,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年均增长率达7.2%,居世界第一。1980-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从114.4万人增至4183万人,增加了近36倍,增速是世界平均值的9.5倍;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由2.3%升至17.4%,提高了6.6倍。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43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迈进世界公认的普及化发展阶段。此外,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33年提升到2020年的9.91年,增长了4.58年,接近同期发达国家增长幅度的2倍。[20]经过7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走出一条从教育弱国到教育大国再到教育强国的奋进之路,极大地满足了人民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为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提供了坚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1]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成就、道路的理论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70余年的发展既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成功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科学性。
70多年的发展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植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科学解释了的,被中国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证明了的客观历史存在。其合理性与有效性,体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在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在与时俱进地服务大局和全局,并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复兴、国家建设和人全面发展的成功实践。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为把握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认识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关系并解决各种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总体上讲,人口规模巨大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化所面对的特殊国情,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价值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彰显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把握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不能限于简单、机械地套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特色的表述,而应在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结合高等教育的特点进行细化。我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是在党统一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建构和推动发展的,因而在思想观念层面具有统一性,在制度框架上具有同一性,在技术手段要求上具有同步性,在实际水平上具有地区、层次、类型的差异性(因隶属关系、地域限制等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在高等教育体系、科学技术教育内容和教学手段现代化上,具有与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相近或相似的特征。而在理论思想、治理体系和发展道路以及重大关系的处理等方面,则具有中国的独特性。具体来讲,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特征。
1.党的领导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与结构体系重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对教育的领导,制订和完善教育方针,与时俱进地调整教育的发展方向;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为教育发展创造巨大条件;领导制订教育规划,保障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立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为教育发展提供可靠保证;建立健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保障学校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党不但赋予高等教育现代化以思想灵魂,而且领导了制订政策、实施规划、建构体系、提供保障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高等教育能够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于较短时期内迈入世界先进行列、能够在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保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
(1)通过调整和完善党的教育方针来引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方向。
教育方针是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的核心内容,集中反映了不同时期党对教育属性和教育目标的认识。70多年来,党高度重视通过调整和完善教育方针来与时俱进地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如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重新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将此方针予以完善和固化,明确教育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78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党的教育方针纳入法律范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教育方针作出新表述,将教育的服务方向调整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培养目标里增加了美育和“接班人”的新内容和新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教育方针作出调整,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和2021年两次修正案中对教育方针有新表述,在培养途径上增加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内容,在培养目标上增加了“劳”的要求。
(2)通过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来保证党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全面领导。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在陕北公学探索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华北联合大学探索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2]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明确了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中党的领导权力集中在学校党委一级,系的总支委员会对行政工作起保证和监督的作用。[23]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从1990年起每年召开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持续就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作出新部署。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99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此外,《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文件出台,着力规范和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修订《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形成了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的全覆盖工作格局。通过确立中央对教育事业统一领导的原则、明确各级党委领导教育的责任、理顺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等一系列措施,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不断健全,从而确保高等教育始终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能力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追求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以人民为中心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典型特征之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一直延续的是政府办学与财政投入“双为主”的模式。这必然意味着无论是提高总体受教育水平还是缩小教育程度群体差距,都需要巨大的财力投入。70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立足受教育人口规模巨大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结合,把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把提高人的现代化水平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和高级目标,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实践中,立足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坚持教育发展与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面小康和迈向现代化国家的进程相协调,根据经济实力的积累情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稳步提高人民受教育权的保障水平,努力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同共进的全面发展。70多年来,在满足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方面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1)着力发展面向工农大众的高等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极度困难、高等教育很不发达的形势下,通过改革学制、建立面向工农大众的高考制度、将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多渠道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着力保证人民大众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1949年我国高校本专科学生为11.7万人,到1957年全国高校在校生达到44.1万人,增长了2.8倍。[24]
(2)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动各级政府在规划、投入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增强优先保障教育发展的能力。通过鼓励地方发展高等教育、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加强地方高等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以及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创办广播电视大学、发展成人职工大学等举措,着力扩大高等教育培养能力。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扩招,使我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迈进。到2012年,全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各类高等教育学生总规模达到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25]这不但有效缓解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培养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支撑,为在更高层面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提供了充分保障。
(3)着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
进入新时代以来,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我国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全面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着力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支持东北教育振兴发展以及打造海南、粤港澳、雄安三个教育开放高地等重要举措,着力增强优质高等教育供给能力。同时,通过将招生指标向西部倾斜、向农村倾斜等措施,保障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到2021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含独立学院164所),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新增长。[26]同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占据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中西部高等教育也在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上取得长足发展,为整体提升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3.统筹协调重大关系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方略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和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挑战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涉及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东部与西部、经济与教育等一系列复杂关系。这其中,经济建设与教育发展的关系关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关乎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在70多年的实践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将统筹作为总体工作方针和重要工作方法,并逐步将其提升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发展理念和具有全局意义的治国方略,努力协调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1)统筹谋划国家建设与高等教育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现代化既是总体目标,也是各领域现代化的依据和方向。1954年,我国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7]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8]与科技现代化一直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不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教育并非独立的现代化领域。国家主要是通过将教育计划(规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规划)来保障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如《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3-1957年)提出发展文化教育,积极地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人才[29];《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1958-1962年)提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30];《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提出,到1970年高等学校基本补充齐全空白专业和学科,在校学生数由1965年的64.7万增加到80万人以上[31]。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重点、有计划地结合起来,既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有效地保障教育发展,从而为实现人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基本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是“三个面向”战略方针的提出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紧密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文件,对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节奏、重点任务、根本保证等单独作了系统设计与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从党的十九大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再到党的二十大把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统筹部署,教育强国建设的定位、原则、目标和思路日益明晰。
(2)统筹协调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关系。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把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追求,高度重视把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部于1955年制定了《关于改变高等学校分布状况进行院系调整及新建校计划的报告》,组织实施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局部院系调整,着力改变当时高校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现状。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基础上,调动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行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32]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改变了原有高校不合理布局的状况,初步形成学科、专业设置较为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改革开放时期,通过扩大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将200多所原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划转地方,以及鼓励和支持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等举措,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家制定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通过加强中西部高校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高层次人才队伍、科研平台、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和基础能力等建设,以及支持特色学科专业发展、扩大中西部学生入学机会、优化中西部地区高校设置工作、深入推进省部共建地方高校等举措,着力提高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33]2021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进一步全面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着力构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以支撑中西部经济振兴、文化振兴、教育振兴、人才振兴的局面。
4.扎根中国与融通世界相结合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完整意义上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7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始终贯彻独立自主的路线,在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的前提下积极学习借鉴外来先进经验,在集中精力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主动融入全球化潮流的进程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模式。
(1)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探索中奠定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基。
1949年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34]1956年毛泽东指出:“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向人家学习。”[35]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党在高等教育建设方面积极学习借鉴苏联教育经验,聘请苏联专家来华任教,大量引进苏联高等学校的教材,引进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法。[36]在积极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过程中,党始终重视通过政策调整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学习苏联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党认识到“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37]。1956年党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要切合实际地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方法等进行改进,以满足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一系列政策措施引领新中国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2)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扩大开放中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贯彻“三个面向”的指导方针,将教育对外开放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1995年)、《高等教育法》(1998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教育法规和政策文件均明确扩大教育开放的要求,不断细化工作部署,推动教育对外交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推进教育开放、倡导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我国始终强调走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8]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迈进现代化主战场。
(3)在扎根中国与融通世界的结合中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十八大以来党明确提出,“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39];强调“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40];要求“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41]。同时,也将教育对外开放纳入国家整体战略,出台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孔子学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推动教育对外开放迈向更有质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也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一系列新政策措施使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迈上新台阶,走上了中国特色世界教育强国的建设道路。
5.改革创新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就是一部创新史。这一自我革命过程既体现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革命性变革,亦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原则下的体系、制度、动力诸方面的系统重构[42];既有对自身历史传统的突破,也有对他人经验的超越。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制订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或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政策,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政策驱动、规划引领相结合的独特治理体系。
(1)着力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为开启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党和国家在打破封建的殖民的旧教育制度的同时,积极创新高等教育发展和管理模式。全面接管旧学校并完成其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大规模院系调整,既较好地满足工业化建设的急迫需求,也解决了一些地区高等教育过于薄弱的问题。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建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学的经验。建立中央统一领导、条块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两条腿走路”办教育,探索职工大学、农民高等学校、函授大学、夜大学等办学形式。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一系列革命性举措,快速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体系结构,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根基。
(2)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为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时期,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需求,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党和国家在调整教育服务方向、提高教育地位的同时,全面开启了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改革中央集中管理的体制,建立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新体制,扩大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改革单一的政府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民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改革单一的政府投入体制,建立财、税、费、产、集、基多渠道筹资的体制。改革统包统分的制度,建立市场调节、大学生自主择业新体制。改革高校管理体制,稳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实施“211工程”和“985工程”,开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征程。推进依法治教,于21世纪初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教育法律体系。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性探索,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激发了各方面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有效激活了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促进高校从封闭走向对社会开放,全面、全方位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
(3)着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新跨越提供系统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紧密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部署,党和政府着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一是完成了高等教育制度框架的顶层设计。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形势,有针对性地就教育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改革发展单独制订具体政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重要政策文件。现代教育治理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效能显著提高,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可靠保障。二是聚焦重点强化系统集成。在优先发展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推进“双一流”建设、提高教育公平水平等方面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探索。在改革中,既强调全国一盘棋,又鼓励地方进行创新性探索;既勇于突破“深水区”,又坚持在招生考试等敏感领域试点先行;既不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亦稳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既重视与世界知识革命、信息革命浪潮同行,亦坚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三是建立政策驱动与法律保障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治理框架。与时俱进地修订(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年、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2022年)等法律,通过立法和修法把党的重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创新成果上升为统一的国家意志,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教育秩序、引领推动教育改革,既维护了党的领导的权威,也适应了国家治理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提高了党和国家治理教育的效能。通过一系列变革性实践,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进而也促进世界高等教育格局发生历史性变革。
三、新征程上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
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一个远大目标,也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无论是自我突破、追赶乃至超越世界先进,还是对未来的引领,都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进程。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从领导力量、方向道路、基本任务、依靠主体、使命担当、途径和方式等方面明确了必须始终遵循和坚持的主要原则。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与之相符合、相对应,亦要结合自身实际明确责任与任务。
新征程上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是服务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科学把握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总体要求之间的关系,需要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理清以下认识。第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原则,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不折不扣始终贯彻的根本原则。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国家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方向,高等教育需要在保持与整体要求一致的前提下确定具体方向。第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事关国家现代化的总体布局,高等教育需要在把准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联系点基础上确定着力点。第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事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责任与贡献,高等教育需要紧跟国家战略履行使命担当。具体来讲,应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紧密结合“两步走”战略部署,加强高等教育的战略性谋划
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在价值与战略上具有高度的协同性,教育现代化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先决条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比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了15年。到2035年迈入教育强国前列,自然也意味着届时高等教育也将全面实现现代化。这一战略设计的寓意是什么?这一战略设计下高等教育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为实现这一目标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怎样处理好率先与协调的关系?这些都是新征程上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体来看,这一错位布局寓意着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第二步走”战略目标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体现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也体现了党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自信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更高期望。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一超前总体现代化进程的战略设计必然对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对走出中国自己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也是巨大挑战。
面对全球教育资源供给普遍紧张、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交互影响、各领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在新的压缩期里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跨越,不但要继续关注并处理好发展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还要以战略视野和系统思维处理好服务当下与面向长远的关系,切实把高等教育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先手棋,超前谋划、超前部署,切实做到“三个优先”,为高等教育率先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紧密围绕科教兴国战略新部署,进一步由从属性现代化向引领性现代化迈进;紧密结合共同富裕新目标,努力由服务总体的现代化向支撑全体的现代化迈进;时刻聚焦建设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新任务,进一步由跟跑式现代化向独立性现代化迈进。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提高基础研究和基础人才培养水平,加快建立自主的人才培养体系,充实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性人才储备,使高等教育具有持续服务当前与长远的能力。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完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贯通培养机制,夯实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使高等教育功能满足多元化的需求。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建立政府调控、市场调节与学校主体相结合的高水平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使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2.聚焦“三位一体”新布局,强化高等教育的责任担当
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统筹谋划,进一步凸显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地位。迈向新征程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应在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新布局中把握好定位,在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聚合点上把握好方位,在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与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方面把握好角色。
(1)继续强化“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龙头作用。
“双一流”建设高校是连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枢纽,是“三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关键环节和主要抓手,在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应继续加大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力度,创新“双一流”建设评价机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如期实现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的目标。应紧密结合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继续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推进省部共建、加强对口支援和政策倾斜等措施,支持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入选“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地方高校突破发展瓶颈、提高发展水平,从而增强带动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2)强化高校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责任担当。
教育强国的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强国的基础是科技人才实力,创新驱动的根本是人才驱动,人才是衔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三大战略”的核心要素,是推动“三大战略”有效衔接、贯通实施的关键环节。应继续通过强基计划、“四新”建设、“双万计划”、交叉学科建设等措施,夯实高校的人才培养根基,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高校还要充分发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的平台优势,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助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人才高地建设。
(3)强化高校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
总体上要聚焦“四个面向”,着力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有组织科研,推进体制机制创新。高校既要充分发挥在突破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打造科学发现策源地方面的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也要在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卡脖子”问题,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应用研究领域发挥重要方面军作用;还要在加快高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为孵化新产业、新业态提供示范引领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生力军作用。
3.以“三化”为主要抓手,推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高质量发展为龙头,着力建设布局合理、供给有效、开放有度、动力强劲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仍比较突出的形势下,实现高等教育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下,我国可以利用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有利条件,抓住世界数字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建构以普及化为平台、以数字化为动力、以国际化为纽带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1)实现更高质量的普及化。
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就,也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在新的起点和平台上。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是在压缩期内完成了从精英高等教育到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进程,省际差距较大、结构不够合理、供给较为单一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在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国情下,继续增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提高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是高等教育服务共同富裕目标应肩负的重要责任,也是开启高等教育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大欠发达省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缩小地区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差距;要抓好一流大学、应用型本科和社区学院建设三个关键环节,完善高等教育供给体系,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要创新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拓展高等教育供给渠道,提高高等教育供给效率;要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推动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2)实现更高效率的数字化。
数字化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最显著的时代特征之一,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实现新跨越的重要机遇和动力,是“实现高等教育从学习革命到质量革命再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和创新路径”。当今世界,数字技术方兴未艾,人工智能等对教育变革的影响还有待深入观察和研究,从数字教育到智慧教育还要经历一定的发展过程。当前,可以在三个方面继续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进程。一是融合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5G、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加强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资源建设,全方位促进高等教育过程数字化,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数字化水平。二是积极推动建设全国、区域(省或跨省)和高校层面的智慧数据支撑平台,加大面向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文化传播和管理、评估等领域的应用系统建设力度,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数字赋能高等教育管理。三是积极探索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路径,加强泛在学习环境建设和个性化学习手段开发,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开发、资源建设、推广模式等方面开辟新途径,在服务乡村振兴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等方面拓展新渠道,满足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以数字技术助推高等教育形态、模式与功能的创新。
(3)实现更高水平的国际化。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面向世界的现代化。把握好世界大势,充分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责任。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总体要求和“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43]的新部署,积极应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不利形势,利用好数字化技术发展新契机,努力开拓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局面。为此,一要进一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开放水平。二要继续深化海南、粤港澳、长三角等重点区域的国际化内涵,打造高等教育国际交流高地。三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建构经济、文化、教育多领域合作协同发展格局。四要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拓展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模式与领域,推进在地国际化,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扩大国际话语权。
4.加强治理体系建设,夯实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基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也是新征程上高等教育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根基。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为此,应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领导教育改革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一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高等教育治理上的责权利关系,落实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区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责任。二是巩固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成果,继续打通堵点、清除盲点,切实实现纵向顺畅衔接、横向协同共进。三是深化教育评价综合改革,特别是改革政府对高校的评价模式,建立有利于引导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制度。四是强化依法治教,切实维护党的领导,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引导社会参与办学,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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