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演进与新时代比较教育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

2019年08月23日 10:33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 作者：张德伟

关键词：教育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教育;教育国际;文化理解

　　作者简介：张德伟，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海口 571158

　　内容提要：我国的比较教育要为我国教育实践服务，除了服务于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以外，还应服务于教育对外开放实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长期坚持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方针，但是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已转到“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上来，这就为我国比较教育的价值取向选择和功能定位调适提出了现实要求。在新时代，我国的比较教育要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确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要坚持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价值取向，尤其把服务国际大局置于应有位置，重视“国际教育”领域建设，推进国际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要改变偏重教育借鉴功能的状况，强化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这是应答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对比较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的需要。

　　关 键 词：比较教育 教育对外开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教育 教育国际 文化理解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8)12-0003-17

　　201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四十周年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新中国的比较教育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如今已届不惑之年。我国的比较教育理论建设、实践探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贡献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伴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多元、国际局势变幻莫测，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在这种种情形之下，我国的比较教育面对的是教育改革发展、教育对外开放日益深化和扩大的现实需求和国际与比较教育的知识、理论、模式、经验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我国的比较教育既要为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服务，还要为教育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服务，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在明确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对比较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辨识中国的比较教育对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所作出的应答的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面对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我国的比较教育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应当如何调适自身的功能定位。

　　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演进

　　(一)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演进的五个阶段

　　本文从宏观视野出发，依据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发布的综合性教育改革文件和专门性教育对外开放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年)、《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7年)等，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演进历程分为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78年到1992年。其始点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并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其终点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从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目的出发，初步确立了教育对外开放应当坚持的指导方针。

　　第二个阶段，自1992年到1997年。其始点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其终点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方针。

　　第三个阶段，自1997年到2007年。其始点是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其终点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于1999年1月13日批转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另外，教育部于2004年2月10日制定、国务院于同年3月3日批转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后者也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方针。

　　第四个阶段，自2007年到2012年。其始点是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其终点是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在此期间，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个文件明确提出了“扩大教育开放”的方针。

　　第五个阶段，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在这个阶段，2016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要求“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另外，201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了“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

　　(二)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

　　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事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地、创造性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理论、思想是指导各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指导思想。对于这一点，《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讲得很好。该意见强调，新时期的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1]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具有丰富内容的理论、思想体系。那么，在这些理论、思想中，哪些能够构成指导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呢？笔者认为，邓小平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论，江泽民关于世界各种文明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思想，胡锦涛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成为我国开展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里暂且以邓小平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论为例作以简要说明。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就讲到了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问题。另外，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又讲到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到1992年1月至2月间发表“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完整地表达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论。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2]邓小平的这一理论当时就被当成了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思想。比如，199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地将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同时还将“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作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

　　当前，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应当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对此，将在后面予以具体阐述。

(三)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

　　笔者通过梳理、研读上述教育改革开放文件注意到，这些文件表明了中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方针。其指导方针包括多个层面，可分为战略方针、总体方针、具体方针三个层面(详见表1)。

　　首先，在战略方针层面，有关文件分别指明了如下方针：(1)坚持教育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①；(2)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②；(3)坚持以教育开放促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③；(4)“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④。

　　其次，在总体方针层面，有关文件表明：“扩大”或“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总体方针和发展方向。具体一点说，除了未对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作出专门规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7年)以外，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年)的各个教育改革开放文件在对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作出规定时，都在其主题中使用了“扩大”或“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字眼⑤，这就比较充分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方针。

　　最后，在具体方针层面，上述教育改革开放文件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个别时期(20世纪末到21世纪前十年的期间)以外，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一直坚持的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方针。但是，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方针已经发生转变，即转移到了“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上来。这样，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就经历了三次转变：其一，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教育经验的方针，之后其指导方针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其二，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前十年，这一时期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未见有关文件载明，之后其指导方针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其三，2010年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实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方针，之后其指导方针发生了第三次转变，即自2016年之后，实行“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加以阐述。

　　1.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概括地讲，这一阶段中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坚持的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的方针。这样的方针是分别由《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所表明的。

　　1985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并没有对教育对外开放政策作专门的规定，但是它在阐述“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第五部分)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教育体制改革“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要注意发达国家的有关经验，因为在发达国家，新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新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对其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3]可见，该文件从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角度，阐明了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的指导方针。

　　另外，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专门对“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第二部分第(14)节]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阐明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的指导方针。[4]

　　综合这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笔者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概括为：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的教育经验。

　　2.21世纪前十年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教育部于2004年2月制定、国务院于同年3月批转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第十一部分)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其内容较之前也有了很大的丰富。但是，《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并没有像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那样对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作出明确规定。而此后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再次提出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这就使得像此前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教育经验这样的指导方针在这一阶段是不甚明朗的(尽管这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和总体方针是明确的)。

　　3.21世纪10年代前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这一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由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作出规定的。该文件在第十六章第(四十八)节中规定：“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5]这就对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作出了明确规定，笔者将其概括为：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

　　与上一阶段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具有模糊性相比较，此时再次明确了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的指导方针，这是对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重要性的再认识。不仅如此，这一方针的提出，既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

　　4.当前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由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作出规定的。另外，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也有相关规定。《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新时期的教育对外开放要坚持的工作原则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我为主、兼容并蓄，提升水平、内涵发展，平等合作、保障安全。”[6]笔者从中读取出的当前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另外，《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继承我国优秀教育传统，立足我国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7]笔者从中读取出的当前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结合这两个文件的相关规定，笔者将当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简约地概括为：“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由上可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长期坚持的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但现在这一方针已转到“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上来。就“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提法来讲，它是对此前所坚持的指导方针的超越；另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提法又是对此前所坚持的指导方针的继承。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长期坚持的教育对外开放的具体指导方针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但现在这一方针已转到“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上来。就“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提法来讲，它是对此前所坚持的指导方针的超越；另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提法又是对此前所坚持的指导方针的继承。

二、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确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

　　改革开放40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随着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已经把教育对外开放作为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现阶段，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也走向了提高质量、提高水平的新阶段。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已经确立了“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指导方针。那么，站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高点上，我国的比较教育如何为教育对外开放服务？我们比较教育工作者要为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贯彻执行“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提供理论支持。

　　在新时代，我国的比较教育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应该认真思考其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实践的重大指导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体”包括“五维一体”。“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5个维度来描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8]比较教育的性质要求我们要从“文化”的维度来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和研究实践的指导意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文化”的维度，构想了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理想。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要求我们要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立场，坚持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的观点，坚持“在和而不同中兼收并蓄，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的方法。[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理论，对于具有跨国性、跨文化性抑或国际性的比较教育学科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应当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立场，坚持不同文明一律平等的观点，坚持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方法。

　　那么，如何做到上述“三个坚持”呢？“鉴往知来”，我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文化研究”范式的倡导者顾明远教授和“和而不同”理论的首倡者王长纯教授的思想能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顾明远教授倡导的比较教育“文化研究”范式理论启示我们：(1)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顾明远教授自认为是“文化相对主义者”[10]，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认为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是“色彩纷呈的”，指出“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顾明远教授基于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的立场，主张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建立不同于西方的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范式。[11](2)“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顾明远教授指出，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要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甚至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12]他还具体地说明了开展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如何尊重别国、别民族文化的问题，即：“研究主体(比较教育工作者)要摒弃主体主文化的立场，要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系，来评价分析研究客体。同时，研究主体还应该站在客体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客文化与研究客体(教育现象)的关系。”[13](3)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顾明远教授倡导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范式，所坚持的基本文化观是：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上，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对于后者，即吸收外来文化问题，顾明远教授认识到了在教育国际化时代，人员交往、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深入了解当地文化之于“文化研究”的有利性；也认识到了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对于了解和认识别国文化的有利性；还认识到了几个国家的学者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的有效性。[14]在顾明远教授的这些思想中，体现着坚持人类文明多样性立场，坚持不同文明一律平等观点，坚持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方法的精神。

　　另外，王长纯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将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现代化转化，并使之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结合，创立了比较教育的“和而不同”理论。王长纯教授的“和而不同”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旨趣是：(1)“我们需要能同世界其他文化中诞生的比较教育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能打破西方中心壁垒的、勇于创新和探索的比较教育学。”[15](2)“我们努力做的事情是使中西文化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提携和相互融合创新，建设一个具有中国民族精神、中国文化品格、中国哲学底蕴的，吸收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比较教育理论精华的多样化的中国比较教育理论。”[16](3)“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加强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通过中西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建设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充分开放的吸收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比较教育理论精华的多样化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17]这些思想比较充分地表明了王长纯教授在建立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科、中国特色比较教育理论、中国特色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主张中，体现出坚持各种文明(文化)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方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指导着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或者“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为旨趣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要有为建设开放包容世界做贡献的情怀，要以“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们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进行比较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能够应答我国不断扩大的教育对外开放对比较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为其坚持“兼容并蓄”“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提供理论指引，为其科学地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方法论指导。

　　三、坚持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价值取向，尤其把服务“国际”大局置于应有位置，扎实推进“国际教育”领域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向全方位、多(宽)领域、高(多)层次发展，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开展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教育领域中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个是教育改革与发展，另一个是教育对外开放。将二者“统筹”起来，就是要致力于通过教育改革发展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同时通过教育对外开放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比较教育坚持为教育实践服务的价值取向，就应当统筹好教育领域中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为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又为教育对外开放服务。那么，面对服务教育上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要求，我国的比较教育将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在继承比较教育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同时，切实加强为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服务的职能，拓展新领域——“国际教育”，积极开展国际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在为教育改革发展和教育对外开放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据笔者观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在为教育改革发展上所做的贡献似乎更大些，相对而言，在为教育对外开放上所做的贡献似乎更小些。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会刊《比较教育研究》在2018年第1-6期，共设置了27个栏目(不含“学术会议”和“会议综述”栏目)，发表了83篇论文⑥，其中和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相关(暨国际教育方面)的栏目只设置了2个(占7.41%)，发表了9篇论文⑦(占10.84%)。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对国际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形势及其地位是不相称的。由此，笔者主张，我国的比较教育应当把“国际教育”领域凸显出来，把它放到与“比较教育”并驾齐驱的位置，进一步推进国际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使之真正发挥“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

　　凸显国际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由最初作为保证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积极因素”或手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后来被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域(《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到后来发展成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事业(《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而且，由最初只是提及“加强对外交流”(《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后来专门提出“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到后来提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向全方位、多领域、高层次发展”(《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现在则提出向“更有质量更高水平”方向发展(《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其发展轨迹和方式是加速度的、跨越式的。我国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向全方位、多(宽)领域、高(多)层次发展，要求我们要积极地投身于国际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探寻国际教育发展的规律性。

　　现在，我们在比较教育框架内设置“国际教育”领域，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以下三种情况促使我们尽早构建“国际教育”这个领域。其一，国际教育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了。现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目标(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和工作目标)已经明确了。仅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目标。另外，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则提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的目标。在比较教育中开展国际教育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可以参考这些目标确定有本学科特色的培养目标，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国际教育组织人才、国别教育和区域教育研究人才等等。其二，国际教育的任务越来越明确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不断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今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是：(1)加快留学事业发展，提高留学教育质量；(2)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涉外办学水平；(3)加强高端引领，提升我国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4)丰富中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5)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6)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教育合作。[18]其中包含着大量课题，如留学教育、涉外办学、师资交流、教育合作、国际理解教育、全球教育治理、教育国际援助等，这些都需要去研究。受此启发，“国际教育”领域可以围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这个中心，就其中的课题展开专门研究，探寻国际教育发展的规律，为其他相关组织机构和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提供理念引领和方法论指导。其三，加强国际教育研究，为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治理水平提供理论支撑，是促进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提高质量和水平的明确要求。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提升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水平而提出了四方面的举措，其中之一是“加强理论支撑”。在这个方面，该文件对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开展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研究、建设大学智库、统计和发布教育对外开放事业发展数据、建立教育对外开放专家咨询组织、建设研究数据平台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对于这些问题(群)，我们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可以在“国际教育”框架下、在自己的可能限度内大胆地去作为。

其实，在我国的比较教育中“国际教育”领域已处在建设之中，在体制机制、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有关研究机构的名称已将“国际教育”的意涵囊括其中。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几家老牌比较教育研究机构都将其名称改成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所、中心)”，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所改组成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所改组成了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另外，后来成立的有关研究机构也都是以“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所、中心)”命名的，如西南大学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河北大学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等⑧。这些研究机构在名称中加上“国际”二字，意在加强国际教育方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术交流等。还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中也有与教育相关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这是一个专门的国际教育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改组和新设为开展和加强国际教育研究打下了体制基础，做好了组织保障。

　　第二，有关研究机构设置了国际教育类研究方向和研究生课程。这里仅以六所部属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培养为例作以说明。比如，北京师范大学设有“国际教育”“发展教育”等研究方向，开设有《发展教育导论》(学位专业课)和《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专业方向课)等课程；华东师范大学设有“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等研究方向，开设有《国际教育理论与思潮研究》《国际教育政策分析》等课程；东北师范大学设有《国际与比较教育学I、Ⅱ、Ⅲ》(专业主干课)和《国际教育政策分析》《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方向课)等课程；西南大学开设有《教育政策国际比较》等选修课；华中师范大学设有“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研究”研究方向，开设有《国际教育开发援助理论与实践》(学科必修课)和《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研究》(选修课程)等课程；陕西师范大学开设有《国际教育改革与发展》选修课。这些研究方向和课程的设置对于加强“国际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和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并不断壮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发表、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著作。近些年，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对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这里提供一些数据和事例作以说明。在科研论文的产出方面，近三年来(2015-2017年)，我们的会刊《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国际化研究”(含“教育国际化”)栏目(共设置11期)下发表了45篇论文，在“‘一带一路’教育研究”栏目(共设置8期)下发表了34篇论文，在“教育质量国际测评研究”(含“教育质量国际测评”)栏目(共设置3期)下发表了9篇论文，在“全民教育研究”栏目(共设置3期)下发表了7篇论文，在“APEC教育区域化研究”(设置1期)栏目下发表了5篇论文，这些方面(栏目)的论文总数达100篇。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我国对国际教育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强劲势头。另外，在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这里仅举一例，就是张民选教授主编的《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丛书》是近年出版的影响力较大的国际教育方面的著作。这套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际组织的有关教育理念和政策，对于我国的国际教育研究实践和国际化人才培养都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些科研论著的发表和出版能够为我国国际教育实践的深入开展和理论升华提供有力的支撑。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组织和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社会服务和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不多赘述。

　　虽然我们在比较教育框架内开展了各种国际教育活动，但是笔者仍然主张还有进一步加强“国际教育”领域建设的必要。笔者思考的基点在于，我们应当对国际教育进行相对化的对待，即对于“比较教育”和“国际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地来考量，进而在“国际教育”领域的视域中，从国际视野出发，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国际教育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探寻国际教育发展的规律性，谋求中国特色国际教育理论的创生，以使其更好地指导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开展，真正地促使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提高质量、提升水平。

　　四、在重视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功能的同时，强化其国际理解、文化理解的功能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个别“具体指导方针”不明朗的时期以外，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一直明确坚持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方针。其原因和理由主要是基于党和国家对我国教育所面临国内、国际情况的判断(主要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笔者将其大意概括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偏低，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有差距，落后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落后于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适应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难以迎接国际上激烈的人才竞争的挑战。从其真意上讲，这些原因和理由说明的是我国进行教育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其实它们也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坚持吸收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方针的缘由，这是因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逻辑是：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为的是促进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已经建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自信不断增强”的今天，党和国家依然提出了“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究其原因，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20]其根底仍然是我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教育开放促教育改革、促教育发展这个“重要法宝”的缘故。

　　吸收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用比较教育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教育借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比较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在比较教育学科视野中，从学科特性、认识论、价值论、目的论、功能论等多个视角，对教育借鉴进行了种种探讨，还对教育借鉴本身的问题进行了种种探讨，回应着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在指导方针等方面的理念诉求。

　　教育借鉴堪称是比较教育的“核心功能”，更准确地说，它是比较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教育借鉴的功能，其最初的发展阶段(1817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称为“教育借鉴”的时代，就新中国的比较教育而言，它在得到恢复重建伊始就被视为吸取各国教育优良经验的“借鉴”性学科。[21]随着对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探讨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功能的探讨从未间断，发表了大量论著，⑨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解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其中，既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正面阐释和评价，还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质疑和反思；既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发展性补论，还有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超越性新论。无论如何，比较教育具有“教育借鉴”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们已经形成了共识。既然现在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仍然坚持“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方针，那么我国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就应当以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理论作为参考。同时，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包括国际教育研究，也应当观照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的实践。

　　现在，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已经超越了单方面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或世界各国，或国际)先进教育经验的阶段，在坚持“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方针下推进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时代主题。另外，从应有状态来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当有三个向度，即“教育借鉴”(内向式借入、输入)、交互式教育交流与合作、“教育传播”(外向式贷出、输出)。当前，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坚持“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方针，对于开展全向度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对于我国的比较教育拓展自身的研究功能提出了明确的挑战。

我国比较教育学界对教育借鉴功能的质疑和反思性讨论以及发展性、超越性讨论，对于我们迎接这种挑战很有启发意义。针对比较教育的“传统”的教育借鉴功能，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教育“理解”功能理论。教育理解功能的向度应当有两个，一个是“国际”，另一个是“文化”。这是说比较教育具有教育的国际理解和文化理解的功能。这两个侧面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而可以说比较教育具有国际文化理解的功能。如何辨明和发挥这个功能是两个难题，关键是如何理解其中的“理解”。我国学者彭虹斌基于“各国的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生存于各个国家的人群所创造的教育生活世界，比较教育所研究的对象既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于存在于各国的教育状况我们只能对它们进行解读、阐释，达成理解”的认识，把“理解”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时代”功能。在他看来，“理解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过程”，理解是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理解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理解是“双向互动”行为，“理解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22]把握住这五点“理解”就能比较充分地理解比较教育的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的要义。笔者在此重提比较教育的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功能“在促进对他国异文化的理解、各国的教育合作和交流、消除大国沙文主义及地方文化偏见等方面的作用突出”，[23]更直接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4]的发展方向，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议题除了一部分属于“教育借鉴”性质的以外(如“借鉴世界名校先进管理经验”等)，大部分属于交互式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内容(如留学生派遣、接收、教育、管理、服务等)，此外还有“教育传播”方面的内容(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传播中国理念”等)，这要求我国的比较教育要对此进行相应的应答。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坚持比较教育的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可以为我国坚持“兼容并蓄”“融通中外”的方针，开展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提供理念引领和方法指导。相对于过去吸收借鉴一边倒的政策倾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政策倾向可谓是巨大的变化。对此，我国的比较教育依然坚持“教育借鉴”功能一枝独秀就不完全合乎时宜了。我们应当采取的认识和行动方式是在承认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功能具有持续有效性的同时，强化其国际理解、文化理解的功能，超越“借鉴”、追求“理解”，真正走向“‘理解的’比较教育研究”。[2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的比较教育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将是由面向“现代化”的比较教育转向面向“现代化”和面向“世界”并重的比较教育，以国际与比较教育的姿态走向“未来”。由比较教育转向国际与比较教育，是由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所促进的。由比较教育转向国际与比较教育，并不是在原来的“比较教育”的基础上简单地叠加上“国际教育”，而是有机地建设国际与比较教育学这个学科。站稳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服务这个根本立场，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定学科自信，勇于创新，就能够把国际与比较教育学建设好。明确了这个大前提，本文主张坚持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建设“国际教育”领域，更加重视教育国际文化理解功能。这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言说，如何去做还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注释：

　　①199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第一部分“教育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第(3)节中，在总结我国初步明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时，共提出了八条原则，其中的第四条是：“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由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方针是：坚持教育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

　　②2004年2月，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这就在战略的高度确定了教育对外开放在国家教育战略中的应有地位。由此，把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作为国家教育战略的关键环节”可以看作是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方针。

　　③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三部分“体制改革”第十六章“扩大教育开放”第(四十八)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明确规定：“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笔者将其延伸性地解释为：坚持以教育开放促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发展，并将其视为我国推行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方针，该战略方针明确了教育对外开放与教育改革、发展的关系。

　　④2016年4月29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题目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该题目中的后半句，即“开创更有质量更高水平的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表明了当前我国开展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战略方针。

　　⑤参见：《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第二部分第(14)节：“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年)第十一部分：“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第三部分第十六章：“扩大教育开放”。另外，2016年4月发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强调“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这里的“坚持扩大开放”就是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之意。

　　⑥这27个栏目分别是(括号内系发表论文数)：“特稿”(1篇)、“教育现代化研究”(2篇)、“教育政策研究”(4篇)、“教育评价研究”(共设置2期，5篇)、“高等教育研究”(共设置3期，12篇)、“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共设置2期，8篇)、“学校教育改革研究”(4篇)、“教师教育研究”(共设置2期，7篇)、“教育思想与理论研究”(共设置2期，6篇)、“课程与教学研究”(共设置2期，5篇)、“青少年欺凌防治教育研究”(2篇)、“教育管理研究”(2篇)、“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研究”(3篇)、“‘一带一路’教育研究”(5篇)、“职业教育研究”(2篇)、“教育扶贫与教育公平研究”(4篇)、“教育国际化研究”(4篇)、“学前教育研究”(3篇)、“生态文明教育研究”(2篇)、“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2篇)。

　　⑦这两个栏目分别是(括号内系发表论文数)：第4期设置的“‘一带一路’教育研究”栏目(5篇)和第5期设置的“教育国际化研究”栏目(4篇)。

　　⑧除了文中提到的几家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所、中心)以外，国内的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机构还有(排名不分先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等等。

　　⑨2018年6月30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比较教育”和“教育借鉴”为关键词，依“主题”进行搜索，共获得了32篇文献(含1篇英文文献)，刨除题目中相关度不大的4篇论文，共得到有效文献28篇(除1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以外，其余均为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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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EB/OL].(2017-09-24)[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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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张德伟 工作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职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