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少雪（1967-），女，山东莱阳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研究生教育、工程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200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首次发布，我国共有9所高校的排名进入世界前500，其中名次最好的清华大学位列201-250名之间，北京大学位列250-300名之间，位列300-400名之间的高校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位列400-500名之间，如表1所示。这个结果验证了该排名系统的研发者刘念才等人在2002年的研究发现：“我国名牌大学离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很大，最突出地表现在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和国际化方面，特别是诺贝尔奖、在Nature和Science发表的论文数”，预计“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world-classuniversity)；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200名，成为世界知名大学(world-knownuniversity)”。^［1］

从ARWU的位次变化来看，从2003到2021年，我国顶尖大学^①的进步是显著的，超过了刘念才等人的预计。2013年我国共有28所高校的名次位列ARWU前500；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浙江大学共5所高校位列150-200名之间。2016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进入前100名，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高校进入前200名。到2021年，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入前50名外，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共5所高校也同时进入了前100名，进入世界排名500强名单的我国高校达72所，仅次于名单中美国高校的总数（129所）。我国大学排名进步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如何产生的，谁是其中的重要贡献者，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表2显示，办学经费曾是制约我国大学发展最显著的因素。1996年我国顶尖大学的办学经费基本维持在数亿元的水平上，与梦想成为的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一时期我国顶尖大学的教育事业费收入仅占哈佛大学的1%-4%，甚至上述7所高校教育事业费收入总和只有哈佛大学的18.4%；研究经费支出更是不到哈佛大学的1%。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者认为，“我国在下世纪初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现有的经费水平与建设目标之间，还存在着突出的矛盾”^［2］。办学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顶尖大学延揽优秀人才、培养青年人才、支持原创性研究等工作的开展，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当时的条件下更多的是一个激励校内师生奋发图强的宏观愿景。也正是在这一愿景的指引下，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我国顶尖大学办学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总额较20世纪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表3来看，如果说20世纪末我国顶尖大学的办学经费总收入仅占哈佛大学的1%-4%，那么到2015年，我国顶尖大学的办学经费总收入与哈佛大学相比，差距明显缩小。其中，清华大学的办学经费总收入已增长至哈佛大学的53.8%，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办学经费总收入占哈佛大学的比例分别为35.8%、39.4%、33.0%。虽然2015年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总收入与哈佛大学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占比分别为20.4%、24.4%、14.3%，但比20世纪末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观。2015年我国7所顶尖大学研究经费的支出分别占哈佛大学的111.1%、58.3%、94.4%、63.9%、72.2%、25.0%、36.1%。其中，清华大学研究经费的支出总额已超过哈佛大学。2021年我国顶尖大学的办学经费仍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哈佛大学则不升反降，两国顶尖大学办学经费上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表明，我国顶尖大学已具备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

表4显示，在强大的办学经费支持下，我国顶尖大学在总体排名和部分排名指标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对比2021和2003年我国顶尖大学在ARWU中各项指标的得分，可以发现：（1）与高层次人才相关的指标（包括“校友获奖”、“教师获奖”）依然是我国顶尖大学排名明显的得分弱项。（2）“国际论文”指标始终是我国顶尖大学排名的主要得分项，该项指标的得分远远超出学校的总体得分。而且与2003年相比，2021年我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得分水平又有明显提高。（3）我国顶尖大学2021年在“高被引科学家”和“N&S论文”两个指标上的得分进步明显，特别是“高被引科学家”指标，一改2003年得零分的现象（见表1）。表4显示，除上海交通大学外，其他顶尖大学“高被引科学家”指标的得分均超过了各校的总分，成为紧随“国际论文”指标的主要得分项。如果说2003年各顶尖大学“N&S论文”的指标得分不高，那么2021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该指标的得分均超过各校的总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复旦大学该指标的得分虽然低于总分，但与总分的差距很小（分别低于总分2.7分和2.2分）。可以说，“国际论文”和“高被引科学家”指标成为提升我国顶尖大学排名提升的直接贡献者。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引人”策略对我国顶尖大学排名提升意义重大

通过对ARWU指标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高被引科学家”是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它不仅权重为20%^②，而且该指标与其他三个权重之和为50%的指标（即“N&S论文”、“国际论文”和“师均表现”）的相关性很高，因此这个指标对高校的整体排名影响显著。基于此，我国各顶尖大学于2003年后纷纷提出了“人才强校”战略，并花大力气快速引进高层次人才。以清华大学为例，2021年该校ARWU的综合排名在第28位，其中“高被引科学家”指标得分为54.1，居该分项指标的世界排名第5位。根据2021年ARWU公布的“高被引科学家”指标得分依据——“科睿唯安公司研制发布的世界范围内各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研究人员、2020年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③以及可以查到的公开信息，清华大学的47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有29位（占61.7%）是该校2003年之后入职的，其中以教授等正高级职务引进的有13位，占该校同期引进的高被引科学家的44.8%。其他顶尖大学的做法类似，如中山大学的13位高被引科学家中，2003年后引进的有10位（占76.9%），其中以正高级职务引进的4位（占40.0%）；浙江大学18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有11位（占61.1%）是2003年后引进的，其中以正高级职务引进的有7位（占63.6%）。任何时候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但在大学教师待遇低、条件差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顶尖大学即使发现了可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能够成功引进、留住并能助力其职业成长的案例也非常少。随着我国顶尖大学办学经费的大幅增加，各种办学条件特别是人才聘用机制和科研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各顶尖大学具备了以国际可比甚至更具竞争力的条件来吸引高层次人才，由此“人才强校”战略才得以实施，并从指标意义上显著支持我国顶尖大学进入世界百强行列。

2.集中力量持续为发表“国际论文”创造条件

虽然“高被引科学家”是ARWU体系中的核心指标，但“N&S论文”和“国际论文”指标都拥有与该指标相同的权重。“国际论文”指标在2003年ARWU首次发布时是我国各顶尖大学的唯一优势指标，即使在其他指标得分不理想的情况下，我国顶尖大学在此指标上的得分也有不俗的表现。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我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得分有了更大的可挖掘潜力。虽然“N&S论文”指标没有“国际论文”指标的得分优势，但在2003年已有一些得分，说明该项指标的得分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仍有提升的空间。因此，发表“N&S论文”和“国际论文”遂成为2003年之后我国顶尖大学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任务，并由此引发了各顶尖大学的“N&S论文”崇拜和“国际论文”数量竞赛。具体来说，就是各顶尖大学纷纷将发表“N&S论文”和“国际论文”的要求体现在战略规划、院系考核、教师评聘、博士生毕业及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等政策的实施条件中。如某顶尖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文本不仅专门强调了该校在“十五”期间上述类别论文发表取得的成就，即“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上相继以第一作者单位发表论文”，“SCI论文发表数量逐年增加”，还提出了未来五年内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年增长10%以上”的目标。在该校制定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发表“N&S论文”和“国际论文”依然是其对学院提出的明确要求。当然，各顶尖大学还充分发挥了政策的推拉作用，除了提要求，通过出台论文奖励政策、开辟国际科研合作通道等，为师生发表“N&S论文”和其他国际论文创造有力的支撑条件。

对“N&S论文”和“国际论文”的追崇，不仅影响了顶尖大学的发展方向，还对国内其他高校产生了示范带动作用，甚至影响了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政策导向。以对我国高校影响最大的学科评估来说，从第一轮（2002年）到第四轮（2016年），“国际论文”都是重要的三级指标（见表5），指标内涵从最初的关注人均论文发表数量，到关注以学科为单位的论文发表总量及被引次数，再到“高水平学术论文”和“代表性论文”等，发表国际论文始终被置于衡量各高校学科学术水平的明显位置。即使“N&S论文”的发表难度相对更高，在第三轮评估中该指标也同样出现。

经过顶尖大学与相关机构的合力推进，我国顶尖大学的“N&S论文”和“国际论文”指标得到了满意的得分。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2021年其在ARWU中的“国际论文”指标得分位居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综合排名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国内其他进入百强的高校，无一例外地靠该指标的得分拉高了排名的整体表现。可以说，在ARWU的指标体系中，我国顶尖大学“国际论文”指标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一优势既是相对于各顶尖大学的其他指标来说的，也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流大学在该指标上的表现而言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政府和各顶尖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确确立的发展目标，“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建设策略和具体举措。近20多年来，不仅政府的决心和投入之大前所未有，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动员的社会各界力量和影响波及的范围也是空前的。从大学排名结果来看，我国顶尖大学的进步速度同样前所未有。

表6列出了当前四个影响较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前200名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我国顶尖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在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均位居前30，北京大学位居前50；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复旦大学4所高校则基本位居百强以内。其他进入四大排行榜中任一排名前200的国内高校还有若干所，充分证明了我国集中力量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策略非常有效，部分顶尖大学在某些指标上已具备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能力和水平。然而，当清华大学“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评议会专家组认为，清华大学已“全面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还是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3］那么，排名位次是否代表大学实力，外界的质疑意味着什么？

1.排名指标入百强：大学是否真正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经过近20年的“精准发力”，我国顶尖大学从排名来看已有若干所高校进入世界百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排名甚至分别进入四大大学排行榜的前30和前50，表明我国实现了若干所顶尖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如果将大学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即便以排名为依据，我国顶尖大学离实现“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仍有明显的差距。虽然“国际论文”指标是我国顶尖大学排名的主要得分项，但这个得分并非顶尖大学学术水平自然形成的结果，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针对性策略，“千方百计”得来的。这种为追求单一目标而实施的强迫诱导式做法，简单粗暴，但效果明显。在2021年ARWU“国际论文”指标得分最高的10所高校中，我国顶尖大学占了5所（见表7）。

我国顶尖大学在“国际论文”指标上的突出表现，凸显了大学内部的发展极不均衡，以及因过度追求实现单一目标而忽略大学整体发展的缺陷。表7显示，“国际论文”指标得分较高的5所国外高校的整体排名均位列前30，且单项指标没有得零分，而国内5所高校的排名指标不仅都有得零分项，表4显示除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外，表7中的其他三所高校的排名指标均有2个零得分项。因此，即使从指标意义上说，单靠“国际论文”的“长腿”优势，无法掩盖我国顶尖大学在“校友获奖”和“教师获奖”上的“短腿”劣势，且“长腿”优势与“短腿”劣势之间的差距过于明显，显示我国顶尖大学还没有达到均衡发展、自然发展的状态，离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的距离。

2.发表论文优先：是否遮挡了人才培养和探索未知目标

回顾近2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顶尖大学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非常明显，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也极其不易。根据2021年ARWU的排名结果，我国进入世界百强的7所顶尖大学的六个一级指标存在三种情况：一是存在两个明显的短板指标，即“教师获奖”和“校友获奖”；二是有三个指标与总体实力大体相当，即“师均表现”、“N&S论文”和“高被引科学家”；三是只有一项优势指标，即“国际论文”。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近年来各顶尖大学实施发展战略的结果。但现代大学是多目标、多群体共存的巨型机构，发展具有整体性。当大学选择在某一时期针对某个目标集中发力时，其他目标必然会淡化甚至虚化，从而影响大学整体发展的协调性。

近年来，顶尖大学对教师的学术评价因过分看中论文发表造成的种种弊端，引起了大学内部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被质疑得最多：一是“唯论文”现象严重。在ARWU指标体系中，“国际论文”指标考察的只是限定范围内的论文发表数量，论文的质量完全依据期刊等级来判断，而且由于各高校将论文发表与教师的职务晋升、博士生毕业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出站等条件挂钩，使得一时间论文造假、买卖等现象多有发生。二是造成顶尖大学对人才培养使命的表面化重视。在ARWU指标体系中，仅有“校友获奖”这个权重10%的指标能够关联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按现在通常在22岁左右大学本科毕业、28岁左右博士毕业，以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年龄平均在59岁^［4］计算，校友获奖一般需要花3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同时，卓越人才的养成往往需要多方面力量的长期协作，比如除了优秀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外，还需要在职业成长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指导与支持。因此，无论从时间上的长周期性还是成长过程中的多方面协作来看，卓越人才的成长周期和实现途径都远超“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周期以及顶尖大学所关注的人才培养范围。因此，尽管各级各界要求重视人才培养的呼声不绝于耳，相比于在发表国际论文方面的“精准发力”，顶尖大学对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有“表面化”的嫌疑，即重点关注教师是否上过课、上了什么课以及上了多少课，而对教师如何上课，学生在课程中学到了什么、怎么学的以及还需要学什么等关注不够。三是对顶尖大学探索未知使命的理解趋于浅表化。相比于发表“国际论文”的快速回报和成果的可预见性、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协作性，以探索未知为宗旨的原创性研究则具有显著的不可预见性。当顶尖大学将发表“国际论文”作为优先追求的指标时，就把发表论文与探索未知等同起来，忽略了对研究目的和研究层次的深究，即顶尖大学是应该鼓励以研究本身为目的的论文发表，还是鼓励以论文发表为目标的研究；是鼓励结果难以预期的探索性研究，还是鼓励有利于发表的追随性研究。对教师来说，服从制度文化中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排序规则，是很多人为了现实利益作出的下意识选择，从而特别容易将绝大部分精力置于正式制度中的“最重要”目标，忽略大部分不在考核目标或没有明确含义指向的任务（即使这些目标任务本该属于本职任务）^［5］，这种发展氛围成为近年来我国顶尖大学中最盛行的教师职业文化。因此，可以说，顶尖大学“精准发力”的办学导向造成了当前我国顶尖大学中人才培养和探索未知的使命责任都被发表国际论文的目标所遮挡。

另外，当前我国顶尖大学依靠“精准发力”得到的“长腿“优势遇到了发展的“天花板”，靠单项指标位居世界排名前列，并不能支撑顶尖大学的综合排名位次继续大幅提升，单项指标发展的优势进入瓶颈期。因此，无论是从排名的意义，还是大学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顶尖大学都到了需要将人才培养和探索未知的责任使命重拾上肩，通过以优势带动劣势，把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和探索未知世界为人类造福作为真正的办学目标追求，从而进入从办学宗旨和气魄上建设世界一流顶尖大学的新阶段。

3.高层次人才：是引进还是培养

表1显示，2003年ARWU首次发布时，我国各顶尖大学的“高被引科学家”指标均没有得分。2003年北京大学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拉开了我国顶尖大学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开启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序幕。各顶尖大学的通常做法是：以政府实施的特殊人才计划（包括国家层面和各省市的相关计划等）为牵引，探索以合同制和高待遇为核心、以海外高层次人才为主要目标对象的教师聘用新体系，促进大学内部教师管理机制改革，建立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匹配的高水平教师队伍。这一时期各顶尖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的工作力度很大，并在短期内扭转了20世纪末顶尖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事管理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部门和管理制度过于刚性僵化、大学内部“缺乏竞争、疏于动态管理的机制”和“投入低，待遇差，硬环境欠佳”等弊端。^［6］以清华大学生命学院为例，目前在岗的8位院士中，有3位是2003年后通过各种人才计划从海外引进的；在其他64名教学科研型教师中，有49位是2003年后从海外引进的；他们中有以教授或特聘教授身份引进的，有以研究员或助理教授身份引进的，还有以研究员加助理教授身份或以学术带头人(PrincipalInvestigator，PI)身份引进的。根据高层次人才的个性化需要，通过协商方式签署与岗位类别、薪资待遇、科研条件等相匹配的工作合同，激发了海外高层次人才与顶尖大学的合作，其中不少人以柔性或全职方式加盟我国顶尖大学。

顶尖大学实施积极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策略同样得到了快速回报。表4显示，2021年，我国有100多所高校在ARWU“高被引科学家”指标上有得分，其中进入世界百强的7所高校这一指标的得分均超过了总体得分，一改2003年时这些学校在这个指标上得分为零的情况。回顾这一时期各顶尖大学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一方面由于最初校内人才基础薄弱，各顶尖大学对高层次人才的选择性不强，典型表现是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与学校现有学科之间的匹配度不高，加上各顶尖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和办学特色等差异性不明显，导致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目标群体重合度很高，不同学校之间不理性的“抢人”竞争和高层次人才的“待价而沽”现象时有发生，不仅直接诱导了各顶尖大学不断出现为特殊人才“量身打造”的特殊政策，同时也助长了部分高层次人才在各顶尖大学中的频繁流动或过多兼职。由各种原因导致的高价引进人才不能较好地履行合同内容、完成合同目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引起了校内外各界对顶尖大学高价引人策略的质疑。另一方面，尽管引进已进入或即将进入职业成熟期高层次人才的做法缩短了顶尖大学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周期，但也加重了顶尖大学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拿来主义”和急功近利心态带来的负面影响，重引进、轻培养是最近20年我国顶尖大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且不说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本身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应担负的重要责任，在当前高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把关系国家和高校发展实力的核心群体寄希望于以引进方式来解决，则不啻是将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高价外包”。这既不是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初衷，也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呈现的形态。

实际上，随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确立和办学环境条件的改善，我国顶尖大学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和培养力在同步提高。以2021年可以查到的公开信息为例，清华大学47位高被引科学家中有26位学者从职业生涯初期即进入清华大学，中山大学13位高被引科学家中的9位学者、浙江大学18位高被引科学家中的12位学者从职业生涯初期即进入本校；他们中的多数人或是在就职大学完成了本科和/或博士阶段的学习，或者做过博士后研究人员，还有少数是本科毕业后即留校长期工作数十年的学者。据此可以推断，一方面我国顶尖大学已聚集了一批有相当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他们中的若干人是各顶尖大学自己发现和培养的；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各顶尖大学中还有更多有潜力成为高层次人才的后备力量，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顶尖大学对优秀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和吸引力也在快速提升。这些高层次人才和后备高层次人才未来能否继续产出更重要的学术成果、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考验的是顶尖大学当下和未来的人才管理制度和学术支撑能力。针对高层次人才职业流动的相关研究发现，出于对更高职业目标的追求，职业成长初中期的高层次人才的流动相对较少，对就职学校的层次要求也相对较低；但处于职业成熟期的高层次人才，则表现出较强的流动意愿，而且流动的方向是更高层次的大学。^［7］对我国顶尖大学而言，能否从职业成长的角度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仅关系到我国顶尖大学能否留住高层次人才，同时也关系到我国顶尖大学能否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连续20多年的强力经费投入和实施“精准发力”的办学策略，使我国部分顶尖大学从排名意义上实现了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但从支撑我国顶尖大学排名快速上升的指标来看，无论是高层次人才引进，还是国际论文发表，都是在强大的经费支持下精准施策的结果，大学内部还没有形成高层次人才和学术成果自然高效产出的良性机制。因此，尽管我国部分顶尖大学在“国际论文”和“高被引科学家”等指标上已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但客观地说，只顾其一不及其余的办学导向，并不是一流大学本该拥有的办学形态，其对我国顶尖大学的长远协调发展所产生的现实和潜在的危害不容忽视，我国顶尖大学有沦为“被排名指标体系指挥”的危险。

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领域中众多“度量”方式中的一种，在本质上是以指标方式将纷繁复杂的办学过程简单化，指标的选择及其测度方式只是服从排名设计的理念和偏好，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排名反映出来的都只是大学的某些表现和部分特征。因此，对于大学来说，排名只是一个参考而不是标准或方向，排名指标反映的是部分大学的某些表现而不是其真正的实力，排名位次的升降更不是检验大学办学成果的圭臬。任何时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不可能是标准化和同质化建设的结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顶尖大学有自己的办学目标宗旨和办学定力——以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探索自己的办学路径，形成自己的模式和特质，创造属于自己的卓越。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和气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顶尖大学离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不小的差距。

注释：

①本研究中的“我国顶尖大学”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大学。

②根据ARWU的规则，各学校的整体得分中，除“校友获奖”和“师均表现”两项指标的权重各为10%以外，“教师获奖”、“高被引科学家”、“N&S”和“国际论文”四项指标均各有20%的权重；另外“师均表现”得分是另外五项得分的师均值。参见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methodology/arwu/2021。

③参见“排名方法——2021世界大学学术排名”，https://www.shanghairanking.cn/methodology/arwu/2021。

参考文献：

［1］刘念才，程莹，刘莉，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J］.高等教育研究，2002，（2）：19-24.

［2］［6］陶爱珠.攀登——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111-112,59-67.

［3］清华大学等高校宣布已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教育部回应［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688873033654058&wfr=spider&for=pc.

［4］朱安远，朱婧姝，郭华珍.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各种年龄（年限）的分布研究（上）［J］.中国市场，2015，（2）：130-138.

［5］江珊，刘少雪.绩效评价与一流大学教师的成长［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1,（5）：8-12.

［7］刘少雪.大学与大师：谁成就了谁——以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为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2,（2）：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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