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谢健：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风险规避机制研究及启示

谢健 高校教育管理  2019-10-28 14:30  发表于江苏

作者简介：谢健，博士研究生，从事跨境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引用本文：谢健.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风险规避机制研究及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9，13(5)：82-91.

摘要：海外分校是一项风险较高的跨境教育形式。海外分校办学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外部环境风险和内部组织风险。英国是全球海外分校的主要输出国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英国大学在规避海外分校办学风险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充分考虑当地需要，合理设置学科专业；进行市场化管理与合作，多渠道筹措资金；多方参与评估，严格保障办学质量。基于此，我国海外办学应发挥“品牌”效应，提升国际声誉；结合需求与特色，科学设置专业；吸引多元供给，拓展资金来源；引入多方评估，保障办学质量。

关键词：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风险；规避机制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化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海外分校作为一种机构流动的跨境教育形式，极具增长态势。目前，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和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步迈入海外分校输出国的行列。作为“走出去”战略之一境外办学的一种形式，海外分校承接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扩大人文交流、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任务，其未来发展将大有可为。然而，境外办学在我国是一个新鲜事物，海外分校更是刚刚起步，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挑战。英国有着跨境教育的历史传统，其海外分校数量也位居世界前列，在海外分校办学风险规避方面积累了许多较为成功的经验。文章通过对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风险规避机制进行研究，形成科学理性认识，为我国有效应对海外分校办学风险提供有益建议。

一、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发展概述

（一）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基本情况

海外分校又称国际分校（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或离岸分校（Offshore Campus），是指“一所高校的离岸实体，该实体以外国高校的名义由主办高校独立运营或他方合作经营（一些国家要求外国高校与本土高校合作）；在成功修完学业要求的基础上，这些完全在该实体学习的学生可以获得主校的学位”，其核心特征是办学实体位于输入国和学位教育由输出国高校提供。事实上，英国的大学早在殖民时期便有输出高等教育的实践，如19世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新西兰大学、印度孟买大学、南非好望角大学等都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海外办学主要是英国大学模式的推广，为殖民地的本国人民和部分当地人提供英式教育，其目的在于巩固殖民统治地位。

严格意义上的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是在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央兰开夏大学于1969年在塞浦路斯建立分校，这是英国大学开设海外分校的第一次尝试。但在此之后较长时间内，英国政府和高校对开设海外分校并无太大兴趣。一方面，英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使其通过留学生教育便可获取巨大收益；另一方面，海外分校办学投资大、风险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政府和高校的积极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显著，尤其是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颁布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GATS）将教育纳入其框架，正式确立了海外分校这种高等教育机构跨境流动形式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的合法性地位，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繁荣。作为传统高等教育强国，英国意识到了来自以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为首的高等教育输出国的挑战。同时，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推行“大市场、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缩减政府财政拨款，大学财政经费日益捉襟见肘。英国政府和大学开始采取措施扩张海外市场，加速开设海外分校。1999年，布莱尔工党政府迅速推出了针对教育出口的“首相计划”（并于2006年着手推进第二期），旨在在巩固英国教育质量和声誉的基础上与海外机构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以提升在英国际学生和海外合作办学机构学生的数量。2004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DfES）颁布了一份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战略文件——《置世界于一流教育：教育、技能及儿童服务的国际战略》（Putting the World into World-Class Education: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Education,Skills and Children′s Services，以下简称《国际战略》），强调通过海外分校或者与当地伙伴合作提供英国教育,进而解决英国教育的发展问题。政府的推动使得境外办学从松散的学校行为上升到统一的国家行动，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得到飞速发展。据统计，截至2017年，英国共有39所海外分校，位列全球第二；而这其中有31所是2004年以后创办的，占总数的79.49%。除此之外，英国大学尚有三所海外分校正在筹备之中。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在目的国的分布也较为广泛，但仍相对集中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迅速且高等教育急需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分布及创办时间统计情况

（截至2017年）

（二）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原因分析

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驱动的，总结起来这些因素主要包括获取经济收益、提高国际声誉和吸引国际留学生三个方面。一是获取经济收益。这是输出国创办海外分校的主要推动因素，英国也不能免俗。英国大学意识到仅仅依靠留学生教育并不能完全满足其通过跨境教育赚取经费的野心，应该采用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来扩大生源以赚取经费，海外分校办学无疑成为一种较好的选择。受国家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新公共管理的启发，英国大学根据他们招收国际学生的分布情况和向非欧盟学生收取的学费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倾向于将海外分校设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阿联酋和马来西亚等。目前，英国在这些海外国家或地区开设的海外分校数占到了总数的七成以上。这些海外分校为母校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据统计，赫瑞·瓦特大学迪拜校区2012—2013年的收入占到了母校总收入的12.4%。二是提高国际声誉。英国大学并非只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去盲目扩张海外分校，他们同样也非常注重自身的国际声誉，确保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以保证大学“品牌”得到强化。具体举措主要表现在提供高质量和“原汁原味”的英式高等教育，如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对海外分校评估的时候要求其办学水平不得低于本土的办学水平。三是吸引国际留学生。留学生是英国大学重要的生源。据统计，2014—2015年英国大学招收留学生总数超过了435000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些学生仅在学费上就为英国大学带来了39亿英镑的收入。随着英国本土学生和欧盟留学生的缩减，英国大学迫切需要招收更多的非欧盟留学生，海外分校办学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举措之一。当然，这一举措的效果也相当显著，如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班戈学院的首届（2018届）本科毕业生中有53.85%被境外大学录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其中赴英留学的学生最多。

二、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风险规避机制

（一）海外分校办学风险分析

海外分校办学是一项风险较高的跨境高等教育活动。有调查显示，仅在2010—2012年的2年间就有11所海外分校被迫关闭，其中英国的东伦敦大学塞浦路斯分校赫然在列。海外分校被迫关闭或中途夭折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生源不足，如胡弗汉顿大学毛里求斯分校由于开设四年后仍然只有140名学生而于2015年宣布关闭。二是财政不继，如谢菲尔德大学在马来西亚怡保拟建设的医学院因合作伙伴破产而夭折。三是合作伙伴中途退出，如密德萨斯大学在印度开设的分校于开学前几个月因当地合作伙伴退出而被迫暂停（损失了750万美元）。四是双方办学理念冲突，如华威大学因担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到影响而放弃其在新加坡开设分校的合作。由此可见，海外分校面临着诸多难以回避的风险。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迪姆·戈尔（Tim Gore）将海外分校面临的风险分为四类——声誉、财政、控制权以及市场反应能力，除声誉风险外，其他三项的风险等级均是较高的。普利茅斯大学管理学院的史蒂夫·威尔金斯（Stephen Wilkins）则将其划分为环境风险、产业风险和组织风险。综而论之，在东道国创办海外分校是一种新环境中的组织衍生行为，必须要“遵守外部和内部环境中存在的规则和信仰体系，以实现组织合法性”，从而达到组织的目标——吸引资源（一系列办学条件，主要是师资）和获取客户（以学生为主）。根据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的内外部关系理论，外部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内部各因素会对大学组织起到制约作用，海外分校亦然。基于此，文章将海外分校办学风险归为两类：外部环境风险和内部组织风险。

1.外部环境风险。外部环境风险是指海外分校受到的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其影响因素主要有政策法规、文化习俗、生源数量及可支付能力、同行竞争、生活条件、气候与自然灾害等。第一，当地政策法规体现了东道国对海外分校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海外分校的开设和运行。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望通过海外分校快速提升本国高等教育水平，故其对海外分校持较为宽松的开放政策。阿联酋迪拜国际学术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DIAC）允许外国高校对其海外分校享有100%的所有权，不对其征税，同时对其办学免除阿联酋联邦学术认证委员会（Commission of Academic Accreditation，CAA）的许可要求。而印度政府则明令禁止外国教育机构直接进入。在海外分校的利润回报方面，输入国政府所持的态度同样有所差异。如DIAC允许大学赚取和汇回利润，但在韩国的仁川自由经济区大学则不允许赚取利润。第二，文化习俗同样是影响海外分校创办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印度在东南亚国家开设的海外分校较多，这就得益于宗教、文化的相似性。第三，海外分校办学还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生源数量和可支付能力。如卡塔尔作为一个仅有37万人的小国，却拥有11所海外分校，多哈大学城更是聚集了8所海外分校。虽然有国际学生的加入，但其高等教育供给仍远远超过需求。第四，同行竞争往往会作为一个派生因素伴随出现，如2016年阿联酋已经拥有32所海外分校，但其人口只有170万，激烈的竞争导致半数以上分校的学生数量不超过300人。第五，生活条件、气候与自然灾害是影响学生选择的潜在因素。如学生会考虑到中东地区的干旱、炎热，非洲地区的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印度尼西亚时常有地震发生而放弃到这些地区的海外分校留学，这会间接影响海外分校的长期发展。整体而言，在外部环境风险中，当地政策法规、文化习俗、生源数量及可支付能力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2.内部组织风险。内部组织风险主要指海外分校在创办及运行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组织内部各要素制约的风险。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办学硬件实力、师资队伍、办学理念、学科专业水平及大学声誉等。第一，海外分校对办学硬件设施要求非常严格，需要大学拥有庞大的财政支撑和良好的运营环境。纵观历史，因办学实力不济而破产的海外分校比比皆是，例如虽然有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数百万美元的赠款和贷款的注入，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Tisch School of the Arts,New York University）仍难以承受每年高达600万美元的投入，最终于2014年被迫关闭了其在新加坡的分校。第二，海外分校必须要配备教师、行政人员等一整套师资队伍。为了保障分校的教学质量和声誉，大学往往不愿聘请兼职教授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这就导致海外分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海外分校在当地进行全球招聘会“稀释”办学水平，引起当地社会、家长和学生的不满；另一方面，母校教师进行“飞行教学”，同样会招致母校师生的强烈反对。2013年，耶鲁大学向新加坡分校派出了21位“飞行教授”便受到了来自母校师生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会将金钱、时间和精力从大学转移到分校，从而损害自身利益。第三，办学理念体现了大学和众多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只有达成共识，才能开展合作。第四，学科专业水平和大学声誉是影响分校招生乃至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置靠前的大学更容易招收学生和吸引伙伴，进而实现更好的发展。综而论之，办学硬件实力、师资队伍和大学声誉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二）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风险规避机制

1.充分考虑当地需要，合理设置学科专业。海外分校办学面临着输入国社会环境多样的风险，对其处理不当会严重影响分校的招生、财政，甚至使分校面临倒闭的危险。由于输入国对海外分校的诉求各不相同，这就要求大学在进行学科专业布局和课程设置上充分考察当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合理回应输入国的诉求。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大学在孟加拉国达卡开设的格莱珉卡利多尼亚护理学院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就明显地体现了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征。孟加拉国是一个贫困的人口大国，其人口密度高居全球首位。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据调查，目前英国有68万名注册护士为本国6000万人提供服务；而孟加拉国的人口为1.45亿，却只有2.3万名护士.。格莱珉卡利多尼亚护理学院便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其所设的学科专业是助产和看护，自2010年正式招生以来，该分校已经为孟加拉国培养了3000余名专业护理人员。与此同时，该校已经成为当地护理专业的带头者，辐射并带动了孟加拉国本土护理学院的发展。事实上，英国大学海外分校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办学过程中海外分校会更多地考虑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其所设专业主要以金融、管理以及工程类专业为主。如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马来西亚正在从第一产业向以服务业、金融业等为主的第三产业转型发展，故英国大学在马来西亚开设的五所分校基本以金融和管理等热门专业为主。另外，旅游业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经济支柱，故旅游和酒店管理也是英国大学海外分校设立较多的特色专业。而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同样考虑当地特色，利用当地有利资源设置学科专业。如肯特大学分别于2009年和2010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建立了分校：巴黎是人文艺术之都，肯特大学巴黎分校主要开设人文艺术类研究生课程，学生可以利用巴黎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展览馆进行实习、体验；而在被称为“欧洲的心脏”的布鲁塞尔，分校则主要开设国际关系与政治、法律等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2.进行市场化管理与合作，多渠道筹措资金。从资金来源的角度进行划分，海外分校的办学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独资办学，即由母校承担所有办学费用，其所有权归母校所有。这种办学模式风险较高，办学数量相对较少。二是合资办学，即由母校和当地合资主体共同举办分校。合资主体又可分为输入国政府、高校、营利性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这种形式的海外分校数量最多。如卡塔尔由政府出资专门成立了卡塔尔基金会（Qatar Foundation），用以吸引和支持外国大学进行海外分校办学；中国的宁波诺丁汉大学由诺丁汉大学与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万里集团联合举办；孟加拉国的格莱珉卡利多尼亚护理学院由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大学与当地的信托组织格莱珉信托基金会合作举办；等等。三是租赁办学，即输入国政府或企业提供办学设施并将其租赁给输出国大学，输出国大学主要负责提供教学资源。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南安普敦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在马来西亚伊斯干达特区开设的海外分校。英国政府明令禁止利用公共资金开设海外分校，这就要求大学必须利用当地的合作伙伴筹措资金，所以英国大学海外分校主要以合资办学和租赁办学为主。为了确保分校的正常运行，英国大学和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作为分校的管理者，让其负责对分校进行市场化管理。由于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合作伙伴，输出国大学所占的股权份额往往是母校品牌、预定的贡献和知识产权，如诺丁汉大学在宁波分校和马来西亚分校股权中分别占37.1%和29.1%。

在运营过程中，分校管理委员会或董事会制定了周密的财务计划，调动各方力量进行资金筹措和财务周转。除学费外，其资金筹措渠道主要包括当地政府支持、企业投入、捐赠收入以及贷款等。其一，在政府支持方面，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该校主要利用教学和研究优势寻求政府支持。“从2001年开始，宁波市政府加大力度支持宁波诺丁汉大学理工科的发展，将以每个理工科学生1.8万元的标准为宁波诺丁汉大学提供经费，旨在将宁波诺丁汉大学办成一所高水平、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大学。”其二，在企业投入方面，英国大学海外分校通过校企合作和服务区域发展吸引当地企业的合作。如宁波诺丁汉大学于2011年成立了“国际博士创新研究中心”，该中心与50余家企业建立了伙伴关系联合培养博士生。其三，捐赠收入也是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资金来源之一。捐赠来源包括各种慈善机构、基金会和校友等。英国大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捐赠制度和文化环境。在英国大学内部一般设有大学战略发展部和校友会等机构，负责与各方捐赠者保持密切联系，帮助捐赠者选择捐赠的项目，满足捐赠者的意愿要求；在外部制度层面，英国是典型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国家，大学捐赠适用于慈善信托制度。所谓慈善信托制度是指“信托人将财产及其所有权交给受托人,受托人为了他人即受益人的利益,按照信托人的委托,依照法律对该项财产进行管理、处分的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保证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确保了信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产权的分离和受托人运作管理的独立性，为大学捐赠创造了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其四，贷款也是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的一种筹资渠道。“一些英国大学会申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确定他们的财务状况运行良好，从银行、风投公司或国际金融公司等借款，以进一步扩大资本。”

3.多方参与评估，严格保障办学质量。质量是大学的生命线，英国大学非常注重海外分校的办学质量，并通过多方参与的形式进行质量监管。其一，在政府层面，英国政府对海外分校办学质量高度重视，自21世纪以来的每一项重大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中均有提及其质量问题。如2004年DfES制定的《国际战略》要求“推动继续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中国际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展，增加质量上有保证的海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数量”。于2013年出台的《国际教育：全球增长与繁荣》（International Education:Global Growth and Prosperity）同样关注跨境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要求QAA和高等教育国际单位（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Unit，HEIU）与相关部门协商，严格控制高等教育海外分校的质量风险，加强海外分校办学的质量保证。在执行上，QAA接受政府的委托，负责对海外分校进行质量认证和监管，其考察形式分为两类。一是直接考察具体的海外办学机构。英国大学开设的海外分校均要接受QAA的监督，具体方式为QAA专业评审员进入校园通过访谈、座谈、抽样调查、审查管理文件等对海外分校的开设背景、学生体验、教学质量等方面进行考察和评估，并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最终递交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HEFC），并向全社会公布。二是以国家为单位考察英国高校在某一国家所实施的跨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情况。其具体方式是选取一所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重点评审，并做出一份综合性的评审报告；对未参加重点评审的高等教育机构也进行信息采集，并以案例的形式将其包含到评审报告中。其二，在社会层面，英国有诸多社会组织为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提供质量保障和咨询服务。如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OBHE）每隔两年就会对全球跨境高等教育的趋势、运行模式和政策框架进行分析，并出版一份报告，目的就是为大学提供战略咨询，避免潜在的风险。

此外，英国大学会对海外分校进行自我评估。一直以来，大学自治是英国高等教育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在19世纪以前，自治而又保守的英国大学往往由大学自身负责教育质量的保障和监督工作。经过了与政府、市场等相关利益者的长期博弈，虽然在政府、社会中成立了诸如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Council fo rNational Academic Awards，CNAA）、QAA等外部质量评估机构，但英国大学始终没有放弃对自身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督管理。海外分校作为英国大学的一部分，同样被纳入到大学内部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中来。例如肯特大学对布鲁塞尔分校和巴黎分校的课程和教学项目进行定期、系统评估，以保障分校的教学质量达到母校的标准要求。以肯特大学布鲁塞尔国际研究学院（The University of Kent′s Brussel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BSIS）为例，该学院的内部质量评估保障制度由联合学习委员会、联合理事会和外部审查员三部分组成。首先，联合学习委员会是以学生为评价主体的评估部门，其负责组织学生评价BSIS提供的所有课程。每门课程的评价均包含了两个部分：学期结束时学生或联合理事会的非正式评价和联合学习委员会组织的正式评价（匿名）。联合学习委员会将评价结果汇总成一份综合报告，并提交给相关负责的系主任。除此之外，联合委员会每两年向肯特大学布鲁塞尔分校管理小组提出反馈报告，该小组由肯特大学欧洲事务主任担任主席，并由相关的校长和大学管理部门的高级成员组成，这确保了布鲁塞尔分校的学生评估能够得到大学高层的重视。其次，BSIS成立了师生联合理事会。师生联合理事会每学期举行两次会议，所有教师、行政人员和研究生会的执行干事都会参加，会议会听取教职工和学生的意见，以确保分校课程质量达到母校标准，满足多样化的教师和学生群体的需求。最后，BSIS施行了外部审查员制度。外部审查员是来自其他大学的知名学者，其作用是保证大学学位的质量，确保与其他英国大学所授予学位的同等性以及内部评估程序的公正性。外部审查员会审查考试和论文评审工作，并编写一份关于考试程序的年度报告。此外，外部审查员会每隔三年正式审查一次大学的每个方案。以上所有的评估标准均严格按照母校的“业务守则”（Codes of Practice）和“学术法规”（Academic Regulations）执行。同样地，宁波诺丁汉大学沿用了母校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以获取颁发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证书的资格。由此可见，英国大学充分确保了分校师生的主体地位，制定了系统有效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为提升海外分校质量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三、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牵引和教育对外开放规模的逐步扩大，我国跨境教育由单向流入向双向流动发展，海外分校办学发展迅猛。根据C-BERT 2017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大学境外办学机构达到六个，它们分别是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苏州大学老挝分校、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研究生院以及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这些分校是我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的先行者，为加强人文交流、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影响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我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不少风险与障碍，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特色鲜明、较为成熟，为我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发挥“品牌”效应，提升国际声誉

输出国开设海外分校的动因较为多元，但大多数分校的主要诉求在于追求经济利益，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同样如此。但相较于经济利益和留学生生源，英国大学同样注重国际声誉，这是英国大学海外分校能够良好运行、长远发展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大学的“品牌”直接关系到分校的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如何能够树立起我国大学的品牌形象，关乎着我国大学境外办学的全局发展。目前来讲，我国境外办学的大学整体水平较高，如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同济大学等均是国内“双一流”建设高校。2018年3月，北京大学英国校区成立，更代表着我国顶尖水平的大学已经开始“走出去”办学。与此同时，如何将本土的“品牌”国际化以提升其国际声誉，是我国大学需要思考的问题。立足海外市场、培育本土品牌，我国应该科学制定海外分校办学的战略规划，促进其长远发展。在战略发展上，我国大学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质量优先。与欧美国家跨境教育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不同，“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走出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大学一定要坚持长远发展，不可因眼前的利益而降低教学质量，损害国际声誉，“稀释”名校品牌。二是融入当地。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很好地发挥了高质量教育与科研优势，利用了当地资源，为自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我国大学海外办学应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利用科研成果，广泛开展与当地政府、企业以及校友等的合作，从而达到双赢；妥善处理和当地教育部门的关系，积极融入东道国招生系统。三是文化共通。大学是我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窗口，在加强人文交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中外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双方大学的教育理念、模式、体系和质量标准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大学应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宣传，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提升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生源。如我国大学可通过建立海外校友会，使其成为提升学校海外声誉、建立合作关系网络的重要平台。

（二）结合需求与特色，科学设置专业

英国大学海外分校办学经验表明，专业设置应该突出自身特色，符合当地需要，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才需求。从目前我国大学海外分校的专业设置来看，开设的专业总量不多，招生规模较小，专业分布比较集中，汉语教学占据了较大比重。因此，我国大学海外分校的专业设置需要进行科学规划、有效调节。从输出目的国来看，我国境外办学海外分校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形态、社会层面均存在着显著差异，故我国大学应该在充分考虑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广泛调研了解目的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市场，科学合理设置学科专业。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研究生院以及北京语言大学曼谷学院所在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急需大量高水平、高质量的经济建设人才，故我国大学在这些国家办学的专业设置应以经济、管理等专业为主。而老挝、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为主，故我国大学在这些国家办学应以工学、职业教育为主。

综而论之，海外分校办学在学科专业设置的选择上应该兼顾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输入方需要什么，二是我们有什么，即需求与特色的问题。所谓需求，即输入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所谓特色，即大学自身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我们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充分融合，才能够“走出去”“走得稳”，保障海外分校办学的可持续发展。

（三）吸引多元供给，拓展资金来源

经费问题一直是困扰大学境外办学的一大难题。我国大学与英国大学类似，均无法获得政府的公共性财政支出。这就要求大学必须积极拓展市场，寻求广泛的资金来源。自大学走向大众化以来，政府、企业乃至学生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得到彰显和回应。与此同时，这些利益相关者顺理成章地参与到大学的事业中来。我国大学应该利用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等力量，建立多元供给模式。首先是利用自身的教育资源和科研优势，与当地的政府、企业充分开展合作，以获得资金支持。其次是充分挖掘各方社会力量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如与当地的华人华侨、校友和与我国有深厚感情的个人慈善家进行联络，吸引他们捐款。分校还可联系教育基金会、慈善会等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以寻求支持。最后，金融市场是一种效率高、成效快的资金筹措渠道。大学可在财政健康的前提下，利用国际银行和金融公司进行财政周转和资产运作，以达到财政增收。

为了更有效地筹措资金和进行财务管理，政府应“建立一种可以促进多方参与、交流和对话的制度平台，引导市场、社会、外方以及高校积极地参与到大学的治理和运营中来”。与此同时，我国大学应该学习英国大学先进的市场化管理经验，聘请财政专业人员，建立资产公司，利用基金会运作资金，经营和管理海外分校的财政。通过市场化管理，我们可以制定长远的商业目标和计划，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

（四）引入多方评估，保障办学质量

与英国成熟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相比，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尚处于空白阶段。从根本上讲，我国关于境外办学的政策法规和监管体制尚未完善，对境外办学的类型、模式、层次都没有明晰的划分和定义，缺乏对境外办学的有效监控和管理，这就导致我国缺乏对海外分校办学质量的有效监督与保障。从评估主体上进行划分，海外分校质量评估体系至少应包含三个方面：政府评估、社会评估和自我评估。首先，在政府层面，我国应该尽快将海外分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独立、专门的境外办学质量评估部门，以保障海外分校的办学质量。根据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评估经验来看，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学位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估工作。与QAA不同，学位中心是教育部下设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直属事业单位，同时还承担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评估评审工作、外国学位的认证咨询工作等。我国应将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独立出来，在学位中心下设或成立专门的跨境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并将海外分校办学的质量评估工作纳入其工作范围。其次，在高校层面，大学自身应该严格保证海外分校的办学质量。一方面，大学应以母校的标准和水平要求分校，确保分校在教育教学质量上不低于母校；另一方面，分校应该建立一套符合东道国标准的质量保障框架。事实证明，输入国越来越注重对海外分校的质量监督与评估，我国大学应该充分调查并满足东道国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与要求。最后，社会评估同样非常重要，分校应积极回应第三方评估主体进行的社会问责，以提高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我国的海外分校建立时间短、经验少，面临着招生难、知名度低、师资短缺等困难和阻力，要突破这些障碍，就需要各方着手并进行全面规划。这其中重中之重在于办学质量问题，质量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生命线，同样也是海外分校的生命线。只有树立正确的海外分校办学质量观，以提升办学质量为出发点，以学生良好的学习体验为目标，我国的海外分校才能形成品牌效应，提升国际知名度，促进招生，从而得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