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七点半，天蒙蒙亮，刚开门的食堂里已坐下了早起的学生。几个学生为了省时间，用一杯凉开水兑进才出锅的粥里，早早吃完便把自己埋进图书馆。 

经历了严苛的高考，家长们终于为孩子们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批考生和他们来自全球各地的同学一起，很快迎来了和中国高考同样严苛的美式本科教育。 

四川男孩熊一安的妈妈很心疼儿子。 

“儿子每天都会抽空在微信群里和我们‘汇报’状态。他经常忙得连剪指甲、倒垃圾这种事都要写备忘才记得住；11 点过了还在说，‘今天还有 97 页书要读’，一读就往凌晨两三点跑……我们看着心疼，忍不住问儿子，‘你现在比高三还忙还累，有没有后悔？’他却说，‘没有，忙得舒服，心安’。” 

心疼之余，熊一安的妈妈说，“作为家长，其实我们心里又暗暗高兴”。 

同样高兴的还有这所学校的校长冯友梅教授。冯友梅校长去年卸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和首届本科生几乎同时“加入”昆山杜克大学。

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的第一批大学生，冯友梅比这些新生上大学整整早了四十年。在这些新生的身上，她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和同学们在医学院苦读的影子。 

“学生们热爱学习，教授们热爱教学，整个学校以学生和教授为中心、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就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冯校长对此不无骄傲。 

来自湖北的王烨宸中学时就在信息学奥赛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上完第一堂数据科学课后，他觉得自己开始像个学者。 

“我们小组的结课课题是《道德经》。《道德经》怎么做数据分析？它有一百多种英文译本，但是每种译本的翻译都不一样。比如‘道’这个字，有的译者翻译为 ‘Tao’，有的译者翻译成 ‘Way’。我们将每种译本提取出来，根据不同作者的翻译习惯将这些译本进行分类，然后比较同一个类别的译本，找到他们的作者是否有一些相同或是不同之处。他们是否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翻译习惯是否受时代和作者年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翻译流派？这些都需要从数据中找到答案。” 

“在最后一周，我们精心制作了项目海报并做项目展示。每一个同学都为了让别人理解其独具特色的课题，绞尽脑汁地去解释说明。这让我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学生，更是一个学者。学生大多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学者则是主动去发现知识。我们需要每晚熬夜到凌晨查找资料，编写算法。从毫无编程基础，到精通 Python 语言，甚至能自创算法，做一些有意义的项目，这一切只用了短短七周。” 

在昆山杜克，学生们挑战的绝不只是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极限。 

在全球化中国研究课，放弃了哈佛录取的萨尔瓦多男孩阿尔贝托·纳亚罗（Alberto Najarro）和他来自全球各地的同学们刚刚讨论了二战中中国的角色。

阿尔贝托说，“我们国家的历史书在讲到二战时很少提及中国，许多人觉得中国并未进行积极的抗争，也没遭受太大的伤害。这堂课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抗争历程，我也从中习得了和不同背景的同学谈论各自国家时的正确态度：不要着急下定义，不要让偏见演变为无知”。 

谭好理想的大学是雅典学院式的。学生可以依喜好选择天文，物理，文学，数学，哲学等各类学科；课堂不大，师者或引导，或诘问，从不干涉学生表达意见的自由。昆山杜克的课堂契合了她的想象。

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教授的哲学课是令谭好印象最深的几门课之一。“教授胡子花白，看起来就是位智者。”  

她清楚记得第一堂哲学课的情景：

教授问：世界有几个大洲？

学生们答：7个。

教授：如何定义“大洲”？

学生：被海洋包围的一块陆地。

教授：那欧洲和亚洲之间有海洋吗？南美和北美之间以前连河都没有，那里有海洋吗？

……

教授：谁知道勾股定理？a^2+b^2=c^2

大家纷纷举手。

教授：谁能现在立刻证明？

只剩寥寥几个人。

教授反问其他人：你们究竟是“知道”勾股定理，还是“相信”它是对的？ 

弗拉纳根教授对“知道”和“相信”的提问显然触动了同上这门课的美国男孩科林·亨利·史蒂文斯（Colin Henry Stevens）。 

一次早餐亨利遇见了弗拉纳根教授。餐桌上，他不带拐弯地询问，“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教授点头，“这是个好问题”，随后带进教室抛给其他学生：“你们为什么相信我？因为我的博士学历？我的几十年教学经验？或许我们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是错的？”大家随后就“教育”与“权威”进行了一场讨论。

谭好说来到昆杜后困惑变多了。“越学，越觉得自己无知，越无知，越要学，越要追问。“

 “你最爱昆山杜克的什么地方？”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教授”。 

昆山杜克的师生比约为 1 : 11。得益于这一近乎奢侈的师生比，学生们可以在课堂内外和教授们都有非常深入的互动。 

昆山杜克的特色之一是在本科阶段就为学生提供和教授一起做自主研究的机会。四川男孩周子昂就加入了由电子工程教授李昕、化学教授高嵩和数学教授刘哲共同领导的一项用大数据方法研究空气污染的项目。 

周子昂没想到大一就能跟着教授做研究，“我以为至少要到大三”。 

 “我们从各地的历史污染指数数据库中挖掘出有用数据并搭建模型，通过数据可视化绘制不同城市的污染物变化趋势，通过机器学习对未来的空气质量进行预测，以便更有效地展开预防和预警，降低人们的健康风险。团队连我一共 6 个同学，有同学负责阅读环境科学相关的文献，有同学负责制图，我负责编程。项目预计进行 14 周，我们每周开组会，交流手头工作进度，教授们则会给出意见和指导。教授的期待是，项目完成后我们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论文。”  

同样，对于李昕教授来说，在昆山杜克工作，也让他在合适的时刻遇上了合适的学生。李昕教授是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多年的他，放弃了卡内基梅隆的教职加入昆山杜克。 

这里的首届本科生让李昕教授印象深刻：“他们是特别有开拓精神和创造力的群体，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怀着执着的探索精神，愿意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付出。对于我们每一位教授，这样的学生是求之不得、千载难逢的。”

跨学科的高度融合是昆山杜克的另一特色。学生可以在一门课上学到几个专业的知识；这也同样意味着，教授们要和别的教授一起合作，共同来开发和讲授同一门课程，并且要付出比单独开发和教授一门课程多得多的时间和努力。 

彼得·皮克尔（Peter Pickl）教授自2010年起就在曾培养了 31 位诺贝尔得主的慕尼黑大学任教，如今来到昆山杜克的他十分看好这所年轻的国际化大学。

 “昆山杜克的课程设计遵循了最前沿的理念。这些教学理念包括将不同学科融合到一门课程。例如生物、化学和物理由三位不同学科的教授联合授课。这类融合课程在西方大学非常普遍：我之前所在高校慕尼黑大学，它的硕士项目也有此类课程，比如数学和物理联合授课，生物和计算机科学联合授课。而昆山杜克大学在本科阶段就融入了这一理念。”

公共基础课之一的全球化中国研究（China in the World）由两位历史学教授傅知行（Zach Fredman）和朱倩，人类学和考古学教授斯科特·马塞切恩（Scott MacEachern）以及人文学和宗教学教授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共同执教。四位定期碰面，讨论如何让学生了解更多维的中国。

傅知行教授形容他们就像一家小型的硅谷创业公司，“我们的课程大纲是动态的，如果学生对丝绸之路的讨论异常活跃，或是提议了解更多中非关系的知识，我们就会相应增加这部分的教学”。 

除了杜克水准的教学质量，学生从教授身上学到的还有更多。 

“平等”是学生们对与教授交往最深的印象。本科课程事务与教师发展院长彭诺亚博士（Noah Pickus）和他的女儿米拉每周都会举办一次晚餐聚会，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他们一起尝试做煎饼、香辣秋葵和炸蔬菜等各种菜式，许多从来没有做过饭的同学把大厨初体验献给了教师公寓的开放厨房。

美国数学学会会士刘建国教授为学生买早饭的故事也已传为美谈。据来自江苏的王潇楠妈妈回忆，“潇楠和三个同学周五有一个实地考察旅行，与当天的考试冲突。刘教授得知后决定在周五早上六点半为他们四个人专门提前考一场。考虑到孩子们考完就要赶去上海，没时间吃早饭，刘教授还特地为他们买好了三明治和果汁”。 

除了师生间的互动，学生和教授们都很享受的还有“创建者“和“设计师”的角色。 

因为没有现成的学生社团可加入，学生们便从起草章程开始，自发组建了编程、哲学、模联、戏剧、辩论、创业创新和跆拳道等 40 多个社团。

社团的招新会上，象棋社的摊位前黑白棋厮杀不停，篮球社同学搬来篮球架玩起了现场投篮大赛，击剑社的同学则全副武装地来了场剑术表演。每周五晚，足球社的同学都会一身短袖球衣出现在操场。足球在绿茵场上来回穿梭，雾气在他们红热的脸上升腾。 

和学生们一样，进入这样一所全新的大学任教，于教授而言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只有少数教授能享有在一所新的大学加入开创型教师团队的经历，这样的时刻千载难逢。”皮克尔教授说。 

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皮克尔教授偶尔会在学校附近的餐厅乐队客串一把，那时的他不再是严谨的德国科学家，而只是一位 study hard, play hard 的歌手。 

和皮克尔一样热爱音乐的玛西娅·弗朗斯博士（Marcia France）除了是化学家，也曾是岩石桥交响乐团乐团的首席长笛演奏家。她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选择加入昆山杜克大学，任职本科生院院长。此前，毕业于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她，在美国顶尖文理学院华盛顿与李大学工作了24年。 

谈到为什么放弃这所由美国国父华盛顿和南方著名将领李将军参与建设的大学、来到中国，弗朗斯博士答道：“长久以来，我都喜欢各种国际化的事物，比如旅行和了解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我被昆山杜克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吸引，很开心有机会来到中国工作生活。同时，我也非常热爱从事本科生博雅教育的工作。在与来自全球各地不同背景的同事和学生交往中，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享受共同建造新事物的乐趣。” 

在昆山杜克这样一所年轻的大学，弗朗斯博士认识到给予教员和学生充分的反馈和讨论空间至关重要。“我们开放了多种反馈机制，比如教学评估团队会定期对课程教学进行评估，以便教员适时地调整教学策略；我们定期开设教员工作坊，讨论课堂学习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以及如何提升教学效果；我们有非正式座谈，邀请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学生组成‘焦点小组’一起交流学习生活；我们有专门的线上反馈渠道，学生们可以留言并提出建议；除了每周五的办公室时间，我还办了一个 “院长下午茶”（Tea with Dean），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学生可以和我预约面谈，周三下午则开放自由拜访。” 

“这样的沟通让我们能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问题。比如许多学生反映阅读任务太重。的确，这里 7 周的密集课程要求学生具备更好的学习和时间管理策略。于是，教授们就适当地减少阅读量，同时教导学生如何做有的放矢的策略阅读，放弃逐字逐句，而是把握文章的总体结构，再挑重点细读。很多教授会通过引入导读或研究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关注重点内容。

经过这样的训练，同学们学会了‘抓大放小’，其实这不仅是好的阅读技巧，也是有效的管理时间和人生的策略。” 

教授和学生间的直率沟通是否仅是首届的特权？弗朗斯博士摇摇头，“昆山杜克将一直保持这一传统”。

此外，她还希望开创另一个传统，“我想在这里和大家建设一个交响乐团。大学不应该只是学习，还应该包括享受学习以外的很多时光”。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英文写作课讲师温侯廷（Austin Woerner）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形容来到这里是一场 “Adventure”。“Adventure 翻译过来是‘冒险’，但‘冒险’不能完全反映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它是有风险的，同时也是有趣的。”他在接受学生采访时说道。 

写作课之外，他还创办了一个“昆杜跨文化读书会”。“我们会挑选一些带有感情的书目分享给同学和同事，告诉大家这本书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在文化中如何塑造我们。” 

温侯廷表示这是“人生中第一次与这么多‘探险家’聚在一起”，“特别有收获，特别有趣”。

课堂之外，他们还在做更多。 

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博士（Denis Simon）说，“希伯来语有句古话，‘修缮世界’（Tikkun Olam），指的是我们有责任为这个世界贡献力量，使其比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初时更美好一点”。 

2016年11月末，冯小桐向学术事务副校长高海燕博士发去了一封邮件，标题是：“老师，我想捐赠”。冯小桐是昆山杜克第二校园国际化学习项目（GLS）15年春季班毕业生，现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在读。他戏称自己曾是“学渣”，在偶然选修了高海燕教授的物理课后重又焕发了对学术的热情。心怀感激的他决定将“人生第一桶奖学金”——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学校。 

冯小桐不是个例。有位同学每年生日当天都会捐赠一笔和自己的生日数字相当的款项。而自2014年秋季起，各个项目的毕业班级更是全都参与了 “Class Gift”（毕业班级捐赠）活动。 

作为比首届本科生更早的先驱者，昆山杜克第二校园项目和硕士项目的校友们当初甚至需要更加坚定的“这就是我的选择”的信念。昆山杜克没有令他们失望。那段校园时光给予了他们坚定走向下一段人生的铠甲，他们感恩，继而回馈，铸就了昆杜精神最初的力量。 

对数据科学感兴趣的周子昂与几个同学一起利用圣诞假期去到斯里兰卡，参与了一个保护海龟的项目。“起初我们主要做了一些基础工作，比如为小海龟的水池加水，测量水的温度，盐度，酸碱度。后来我们开始小心地踩在沙子上，测量海龟蛋的环境温度。此外我们还发现，渔民捕鱼时经常会捞到海龟，渔网会割破海龟的皮肤，甚至勒断它们的手脚。海龟皮肤再硬，也硬不过粗麻绳，伤口不断往外涌出血的样子特别触目惊心。我们很不忍，于是主动提出帮渔民捕鱼，把不小心捞上来的海龟搬回保护中心治疗，观察健康状况，确认没问题后再放生。”

“当地的海龟保护主要依靠人力，海龟数量一多，工作人员很难每只都照顾到。”周子昂一边做志愿者，一边思考如何利用所学解决这个问题。大数据研究中心的空气污染项目给了他灵感。 

“我想以后可以建立一个海龟数据库，为保护中心的每只海龟编号，录入它们的健康状况，保护地点等信息，以便追踪并针对不同状况的海龟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未来数据足够多之后，还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对海龟的相关数据和指标进行预测，更高效地调配保护资源。” 

当然一个想法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个瘦高的男孩腼腆地笑了，“我现在的水平还不够，还需要更努力地学习编程和数据科学。” 

和周子昂一样，许多同学都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做义工，用自己的所学去帮助他人。有的去动物救助站为流浪犬清理毛发、号召领养代替购买，有的去西南山地参与大熊猫生态保护研究，有的深入缅甸农村调研贫困真相，有的在肯尼亚研究自然、健康与贫民窟…… 

杜克大学的宗旨是“知识服务社会”，武汉大学的校训则是“自强，弘毅，求是 ，拓新”。在昆山杜克，中美两所大学的光荣与梦想在这里扎根、融合；一粒粒用所学知识强大自身、继而回馈世界的种子在同学们心中种下。 

在谭好看来，挑战自己体力、智力还有思维的边界，享受美妙的大学时光，参与创建这所大学，并有机会回报社会，正是她心目中大学的样子。 

加入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做实习研究员的阿尔贝托则说， “昆山杜克能给我亲手画出理想大学模样的参与感、让我‘愚蠢’的理想主义有继续生根的泥土，这是任何其它大学都无法给予的”。 

这所大学所在之处，自古便是诞生贤人与新知的灵秀之地。昆山人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号犹言在耳；嘉靖三大家之一的归有光在此出生、求学，写就名篇《项脊轩志》；曾任昆山地方官的祖冲之将圆周率推算至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的科学家…… 

在这片钟灵毓秀之地，昆山杜克的学子们又会创造出什么呢？ 

是像他们的校友尼克松和宋耀如那样开创一段历史，还是像先贤祖冲之和顾炎武那样发现一些新知，抑或，是从建立一个保护小海龟的数据中心开始？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能够定义他们的未来。毕竟，他们当中，有的小小年纪就决意要过“经过了审视”的人生，有的放弃了哈佛来到这里，有的求学路漫漫、单是转机就要一两天。他们是一所大学历史上的首届本科生啊，他们是如此勇敢而坚定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