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益嫘:构建国际传播中国叙事

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网 时间:12/13/2022 9:25:57 AM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0 次浏览

构建国际传播中国叙事

2022年12月12日 08: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阮益嫘


关键词:国际传播;中国叙事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课题。12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讲好中国故事跨学科深研会”主题研讨中,与会学者就如何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议题,展开跨学科交流对话。


  加快构建中国叙事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表示,跨文化交流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迫切需要走出新闻传播学科的小天地,开展跨学科对话,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以国际传播实践为指导,构建底层叙事框架。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国际传播能力提升需要注重言说的艺术。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亚猛认为,对外传播话语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或修辞产物。在构思及构建“中国叙事”的过程中,理应从全局认真思考修辞问题。构建中国叙事体系,不仅需要对渠道、结构、平台等硬件进行投资,还需要考虑我们的故事是在什么语境中讲述(修辞形势)、由什么人来讲(修辞人格)、向谁讲(受众预设),以及应准备一套还是多套脚本(修辞策略)等问题。


  全球传播深度平台化,数字媒体平台已成为全球信息流动与情感交流不可替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表示,中国数字媒体平台的海外认可度在稳步提升,整体形象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生力军”,以TikTok、起点国际、米哈游、SHEIN“四小花旦”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媒体平台出海,在网络空间掀起了一股“数字华流”。“数字华流”发展的历程超越了国际传播时代内容和产品“单向传输”模式,从“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转变,更注重对跨区域、跨体系、跨主体文化共生、文化互构和文化转型的识别,为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的有效路径。


  中国品牌不缺少精彩的故事,但是,讲好故事还需要精心设计和全面管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彭泗清提出,中国品牌国际传播会遇到国际社会各类听众,中国企业面临的是跨文化、跨市场、跨发展阶段的品牌传播,极具挑战性。中国品牌要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就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提升品牌关系的信任感和品牌文化的亲和力。讲述中国品牌故事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选对场景,故事才能深入人心。有表现力的场景画面,胜过千言万语。品牌故事场景构建需要进行整体规划,建立良好的品牌生态,树立踏实、可信的品牌形象,鼓励消费者参与品牌共创。


  增强跨文化沟通对话


  传播实践是一种社会行为,研究者所面对的是具体而又鲜活的“社会”,这些社会不是无差别、同质化的,传播学研究的展开应考虑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脉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林升栋表示,就传播学的“说服”观念而论,西方文化将人与人的关系物化成人与物的关系,关注的是物之“实体”,释物的方式是逻辑推演。中国文化将人与物的关系泛化成人与人的关系,注重“道”“德”的感通和摄取,严依“天人合一”的思想汇聚生命空间。“言”之有物——西方的说服无法逃脱逻辑推演体系,而“心”悦诚服——中式的悦服强调德性仁心的感通。“悦服”和“说服”之间展现出中西方早期各自的传理脉络,讲好中国故事需注意两种传理的切换。


  中华文化“走出去”,融入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语境中,语言的转换和翻译至关重要。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李孝英从中医药国际传播的翻译策略出发提出,中医典籍中隐喻性语言的解读,没有得到阐释者和翻译者的足够重视。以中医药文化负载词“阴”“阳”为例,它们在外语中找不到对应词,西方普遍接受的译法是“yin”和“yang”,并已经进入西方的词典。但音译本身不表达意义,且割断了隐喻链,不便于认知和传播,需要进一步优化。汉语的“阴”是背阳之所,“阳”是向阳之所,英语中的“shade”和“shine”也是如此,它们可以分别与“阴”和“阳”对应,这比音译更能激发西方人对“阴”“阳”本意的联想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晓云分析了中西方戏剧的不同之处,以此揭示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她认为,中国戏曲强调对仪式秩序的理想建构,西方戏剧强调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模仿,两者的差异正是仪式性与艺术性的差异。中西方戏剧艺术所具有的不同美学标准,使得中西方戏剧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西方戏剧艺术的“惊人”与中国戏剧艺术的“乐人”。中西方戏剧在形态、结构乃至功能上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个体存在及主观情感中找到根源,这就是西方的个体性存在与中国的集体性存在。戏剧作为中西方共同的文明创造,见证了中西方文明从几乎同样的起点走向不同路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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